毛泽东高度评价陶铸，而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的其他人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广西省委副书记兼广西军区副政委莫文骅晚年回顾了这段历史：“中南军区政治部个别领导人来广西后，对广西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谈，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了。这种不正常的作法，引起了省委同志的反感，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1951年 5月中旬，莫文骅到东北途经北京时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并谈到广西剿匪：“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我回答 ：‘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XX万吧。’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主席听后‘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毛泽东不置可否的“唔”的一声，让人难以捉摸。

　毛泽东在不断高调表扬广西工作的同时，依旧对广东工作表示不满意并提出批评。2月7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一封电报中评论广东土改：“广东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抓紧发动群众整顿基层这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所有现在一提到分田就感到吃力”。批评可谓不轻啊！巨大的压力使一向身体很好的叶剑英继张云逸之后也病倒了，不过毛泽东还没有像张云逸那样要叶剑英异地休息。6月16日，毛泽东在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患病的电报写下批语：“尚昆同志：请查询广州是否有高明的医生及剑英病情告我。”

　11月，陶铸在主持广西首次党代会后，圆满地结束主政广西的辉煌一年，回到武汉。12月，被毛泽东称为“党内一头牛”的陶铸，奉命南下广州，就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陶铸的广东时代——叱咤风云的15载南天岁月的政治帷幕拉开了。

　四

　在陶铸南下广东以后，有一个情况被研究者忽略，即毛泽东认为叶剑英打老虎不力。

　在当时接踵而至的群众运动中，有个叫三反运动即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反对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运动。历史已有定论，在三反运动中的打老虎阶段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叶剑英一如既往，力求稳妥准确一点，而毛泽东却层层加码，力求多打一些老虎。毛泽东还亲派自己的“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坐镇广州指导广东的三反运动。1952年2月11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刚才接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 2月18日毛泽东致又电谭政并告叶剑英：“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41在毛泽东看来，叶剑英不仅土改落后，打虎也手软。

　2月19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报告华南分局拟订的下阶段打虎部署，表示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仿效北京公审大贪污犯的办法、批判“急于求成、简单化”的打虎方法、提倡“从算大帐到算小帐”的工作方法、采取“以虎打虎”的有效方法来对付攻守同盟。2月21日毛泽东就华南分局打虎部署覆电叶剑英：“你们的布署对的。但你们一般成绩尚不算大”，“须加强压力，研究战术。”显然，毛泽东还是不满意。4月25日罗瑞卿给毛泽东呈上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5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罗瑞卿报告中写下了一段批语批语：“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很值得注意。各处如有同类偏向，必须立即纠正。”，“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毛泽东对华南的土改、剿匪、三反都不满意。叶剑英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

　陶铸南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陶铸将他在广西的那套暴风骤雨式的做法搬到广东来。他在1952年4月初全省土改会议上强调要大规模整顿土改队伍，强调土改与镇反的相结合问题，进一步贯彻“深入放手”方针，在今冬明春结束土改。紧接着在省内47个县的地区进行全面土改运动。

　陶铸曾向毛泽东反映叶剑英没有放手让陶铸去打开局面，土改有丧失时机的可能。毛泽东觉得必须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叶剑英、方方、陶铸等当事人列席。他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接着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和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毛泽东对方方指出：“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还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方方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好了，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叶剑英的结合广东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土改政策则被指责为“广东特殊论”。为叶剑英留点面子，毛泽东也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在地方主义问题上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和陶铸怀着反差巨大的心情回到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