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反复对话，围绕国民参政会展开斗争

　　鉴于国民党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这一关，就好办了。”

　　此时，双方都关注原定于3月1日开幕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皖南事变前，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公布了参政员名单，中共方面仍是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中共方面参不参加这次会，无疑成了国共关系现状的温度表。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必不可少。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

　　这样就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因居里的介入，参政会上有无中共代表的身影，变得十分敏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能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一方面还得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2月10日，周恩来同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钊、左舜生、张君励等会面，向他们说明中共拒绝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原因。他们表示谅解。会面后，周恩来接受沈钧儒等的建议，又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以中共方面七位参政员的名义将12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还提出准备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民主化问题。毛泽东回电，决定采纳这一建议。2月18日，周恩来将七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善后办法“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二届一次会议。同时将这封公函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政员20余人。王世杰立刻找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

　　张冲也知事态严重，忙拿了公函去找周恩来，请求周恩来暂时收回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斡旋，请蒋约周恩来面谈。周恩来当即严词拒绝。为了能够说服周恩来让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冲自己都不记得在这段时间来往红岩嘴（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的工作驻地）多少次了。不管张冲怎样苦心劝说与苦苦哀求，甚至表示中共参政员若能参加会议，他就算“下跪也可以”。周恩来则始终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并且安慰张冲，表示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这是政治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张冲见劝周不动，便提出可否让周去见蒋介石，周恩来回答：目前见蒋无意义，因为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张冲提出三条办法要求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完全留华中，再归还一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归还叶挺和其他干部，边区或冀察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三）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请蒋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走投无路，开始软下来。周恩来不为所动，回答张冲：所提意见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必要收回公函，更没有必要见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