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去年完成了《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2月18日人民网）

　较之以往一些调查机构得出的公务员“幸福感最强”、“总体幸福感最好”、“职业幸福感排名第一”的结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的说法有些矜持，尽管意思并无二致。不过，吴晓灵是央行前副行长的职业背景，决定了他注重用数据分析说话，据了解他牵头的课题组作为相对独立的调查机构，正在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指标体系。因此，他们有关公务员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对我而言可信度是较高的。

　这两年，公务员在各类“幸福感”的调查中屡屡拔得头筹。对于此前林林总总类似调查中“公务员最幸福”的结果，我确实没去多想，都是不惮于最善良的心去揣测的。公务员因“公”而存在，为“公”而工作，职业荣誉感肯定是有的。问题当然难免，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仆人服务主人，也不能总是勒紧裤腰带的。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次让人嗅出异味的，是报道中的另外关键一句：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

　按我的理解，“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的简称是工人农民，过去叫“劳苦大众”。这个庞大的群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公务人员的衣食父母，是主人。仆人最幸福，主人最不幸福，说起来近乎于玩笑，不必当真，但这个结论赫然出现在权威的民意调查中，不免让人感觉怪异。

　正常的逻辑是，公务员的幸福感应该来自职业责任。温家宝总理曾多次强调：“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务员的幸福应该源自人民的幸福；公仆的幸福感强，主人的幸福感应更强才是。现在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公仆的幸福感超过了其主人——工农大众，就不难明白公务员的幸福感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了。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所著的《正义论》中提出了“分粥法则”，他把社会财富比作一锅粥，由此提出了五种分粥的办法。其中第五种办法，是让分粥者最后领粥，即要等所有人把粥领走了，自己才能取剩下的那份。让分粥者最后领粥，这就给分粥者提出了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每碗粥都要分得很均匀。道理明摆着，倘分得不匀，最少的那碗粥便只好留给自己；只有分得平均合理，自己才不至于吃亏。这个“分粥法则”高度体现了现代规则意识：公平公正。

　公务人员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工农群众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不管行政资源还是社会资源，负责“分粥”的公职人员总是有权第一个挑选自己喝哪一碗，他肯定选择最好的那碗。所以，其他喝粥的人总是吃不饱，而且心里也觉得不公且无奈。这就应了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显然，公务员们正是滥用了主人赋予的管理国家事物的权力，借着近水楼台谋了一己私利。

　　眼下，在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收入差距等与民生关系密切的领域，公众的普遍焦虑越来越强烈。而一些地方政府正在给公务员变相发放高达几十万的巨额住房补贴，有的对辞职下海的公务员竟然给予几十万元的奖励。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养老金待遇，有的地方正不惜降低事业单位员工的养老金待遇。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为干部子弟“量身定做”。这么多年的改革中，承担改革阵痛和成本最小的是公务员群体，不仅如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去谋求“更大的幸福”。这更大的幸福的背后就是滥权，就是不让别人幸福。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都知道官要知天意、知地意、知民意，故而一县之长称其为“知县”，一州之长称其为“知州”，一府之长称其为“知府”。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官叫做“干部”，“干部干部，就是要先干一步”。在现代社会，政府是受纳税人委托组建起来的公共机构，受纳税人供养，为纳税人服务，公务员必须全力以赴为纳税人这个“雇主”工作。现在，幸福着的公务员群体中，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念及“尔俸尔禄”皆“民膏民脂”，决定让自己先成为最幸福的人时候也不管民众答应与否了。

　　我决不反对公务员有幸福感，但是必须警惕公务员成为幸福感最强的那一部分人。因为在一个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社会里，公务员首先成为最幸福一族，就意味着公权力的走私、公平正义的缺失和执政理念的走偏。这种人非但不可能为老百姓造福，而且往往容易成为民众幸福的销蚀剂。唯有从制度设计上强化公民权利，才能让公务员正回归“公仆”的角色，也才有可能实现“轮流分粥，分者后取”。（肖亚洲 原题：公务员“分粥先取”岂能不“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