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先进：可师

    杀父仇人前来“祭吊”时，张学良曾萌生将其击毙，用仇人头颅祭奠父亲的念头，“后来明白我不应该这么做……报仇也不是这么个报法”。这说明，张学良虽处血气方刚之年，对日本仍保持政治理性，徐图彻底解决之法。什么是彻底解决之法呢？看到日本的进步，以敌为师，壮大自己。

    徐图彻底解决之法的努力之一：利用日本政坛的矛盾，对有可能改变政局的实力派人物施加影响，利用独裁政权普遍存在的“政随人转”、人亡政息的特点，努力使日本政坛发生对我有利的人事变化。这一努力本来是悄悄进行的，被日本发现源于一张“收条”。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占领了大帅府，日本军人狂喜异常，但在打开张学良保险柜的那一刹那，日本人由喜而惊，由惊而辱，由辱而惧。原来，“他们把铁柜打开了。我那铁柜里藏着两件事情，一个是那洋钱（枪杀杨宇霆、常荫槐前算卦用过的银元），另外一个，有一个叫床次的，日本的一个政党的首领，他要回去竞选首相……他竞选用钱。当时我就给他50万……所以那个里头有他一个收条”。日本人看到“收条”，倒吸一口冷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位刚及而立之年的“少帅”已把抵抗的触角伸向了日本政坛，更没想到竞选日本内阁首相的政党将求援之手伸向了张学良。

    1921年秋，张学良奉张作霖之命访问了日本，这是他第一次踏出国门。他在日本参观了一个多月，“因为我种种接触，使我感觉到日本图谋中国之险恶之深远，令人不寒而栗。同时，我也认识了日本之国力，中国若不甘愿作奴隶，必须奋起图强，决不是空言可以抵御日本之侵略的”。为了抵御日本，他和近代许多中国人一样，萌生了“以敌为师”的想法，他想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因为他在参观中“十分崇拜日本军事教育”。归国后，因战事紧张，东渡日本学习一事没有实现。但他向张作霖建议，以敌为师，整军精武。张作霖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奉天空军就由日本训练了，也买了日本飞机”，另外，选派年轻军官赴日留学。他执政后，被他提拔的著名军官中有50多人是留日的。如东北边防军宪兵司令、陆军中将陈兴亚，北平行营参谋长、陆军中将戢翼翘，第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吴克仁，第五十七军中将军长何柱国等。

    很显然，在情感上，张学良处于对日本既憎恨又羡慕的双重构造中。“我根本恨透了日本人。”“恨是恨，人家是真厉害。”从情感上，他无法摆脱对日本的厌恶和憎恨。但是，张学良日本观的理性在于，他对中日两国实力的认识并没有因杀父之仇而扭曲，没有因遭受凌辱而不加区分地对日本一概排斥，他不仅把日本文人与武人、商人与政客、极端的上层与盲目的下层、侵略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作适度区分，也把日本经济上的成功、军事上的强大与野蛮黑暗的一面区分开来，清醒地认识到，中日国运之不同、国与国关系之不正常，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源于两国实力的悬殊。当时分裂的中国、软弱的中国受日本军国主义欺侮的命运是难以避免的，改变这种命运的唯一方法是使自己强盛起来。怎样快速强盛？不能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而排斥向日本学习。“以敌为师”固然是痛苦的无奈，但又是深刻的理性；憎恶强者对弱者的轻蔑和欺侮是自然的，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弱者自身缺陷的反省和弥补的努力。张学良对日本的憎恶与效法，不是盲目的诅咒与称羡，他的终极关怀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是对自己祖国和同胞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