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文史参考》  编撰｜陶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浩劫终于尘埃落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步入正轨。经过两三年的短暂调整，刑法登上新中国历史舞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彭真的主持下起草，经37次修改，1979年7月6日，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第一部刑法法典正式颁布并实施。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又面临着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游手好闲，又处于躁动的年龄，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在“文革”打砸抢烧的无政府主义遗毒的影响下，影响恶劣的重大刑事案件高发，中央终于下决心进行“严打”。

    刑法诞生 死刑入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诞生，标志我国立法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刑法典中，第一次将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加以统一规范。其中规定可判处死刑的罪名共27种，分为两大类，属于反革命罪的有14种，包括背叛祖国罪、持械聚众叛乱罪、组织越狱罪、间谍罪等；另外的13种罪行，包括抢劫罪、贪污罪、放火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等，属于普通刑事犯罪一类。

    新诞生的1979年刑法中，对死刑的态度非常谨慎，分则中将死刑的罪种数目控制在较小的数字内，总则中再次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严格界定。在犯罪情节上，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针对犯罪主体，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复核程序上，规定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死刑，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关于执行制度，法典指出，被判死刑的罪犯，“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总之，此时的方针为“严肃与谨慎相结合”。

    “十年动乱”过去了，刑法诞生了，整个国家向着“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前进，胜利的曙光依稀可见。公民对新刑法的最初认知暂时还停留在广播和报纸的宣传上，至于感性认识和深刻体会，是在刑法出台后的第4年，那一年就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1983年“严打”。

    上世纪80年代初恶性案件频繁发生

    “文革”结束，刑法出台，大的政治动荡过去了，社会并未真正稳定与安宁。“十年动乱”带来巨大的后遗症，盗窃犯、杀人犯以及流氓团伙犯罪分子活动猖獗，层出不穷。十年浩劫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扭曲了社会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价值观念被摒弃，无法再有效约束公民的行为。“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破坏了法治观念，滋生了耍流氓等各种道德沦丧的行为。加之刑法出台初始，各项措施有待完善，不法分子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频发。1979年9月9日15时，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江浦路口，执勤交警施汉培发现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抓获犯罪分子进行了体罚，引来附近群众围观，流氓分子趁机兴风作浪。16时左右，20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流氓分子抢夺警用喇叭，揪打施汉培，围攻在场其他民警，抢去警帽。干警撤离现场后，流氓分子更加肆无忌惮，阻拦途经的小汽车，向公共汽车内投掷石块儿，推翻农民的菜车，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等贵重物品，侮辱妇女。控江路顿时陷入混乱，持续5个半小时。19点45分，上海化工轻工公司女干部吴某骑自行车途经控江路桥，被部分流氓包围和调戏，连人带车推倒并拉到路边，抢去手表和皮夹并凌辱蹂躏近一个小时。吴某被剥掉衣服，身上多处被抓伤，身心受到极大摧残。20时30分左右，杨浦区公安分局先后调集30名干警和80多名治安联防人员，维持现场秩序。21时前后，市公安局又调遣民警200名赶赴现场，劝导、疏散围观群众，流氓分子也纷纷溜走，直到午夜控江路地段的治安秩序才恢复正常。此案经侦查，先后抓获31名流氓分子，其中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7名，劳改教养11名。这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被称为“控江路事件”，而这时距《刑法》在全国人大上通过仅两个月。

    诸如此类影响恶劣的事件一时难以遏制，1980年1月，广州市滨江东路发生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发生自杀性爆炸案，作案者北京人王志刚，因失恋自爆，当场死亡，炸伤89人，抢救过程中陆续有9人死亡。1981年4月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三名外逃劳教人员尾随、劫持三名女中学生，对其进行强奸、猥亵。1982年公安部门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万起。杀人抢劫等重大案件突出，尤其在城市，当年发生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当众抢劫强奸案，河北省承德市连续抢劫强奸少女案等。1983年前几个月，发案率猛烈上升的势头不减。百姓的生活不得安宁；上下夜班的女工总是提心吊胆，回家时间稍一拖延，就令家人揪心，生怕出现意外；父母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儿独自在外玩耍，万一被拐骗走，再难找回；上下班高峰期，人流集中地，伺机抢包者见缝插针，一旦得手，拔腿就跑，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许多传闻闹得沸沸扬扬。1979年颁布的《刑法》对严重刑事犯罪量刑偏低，公安队伍装备落后，民警的待遇偏低。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怨气，这“三气”是对当时治安状况的生动描述。当时的犯罪分子还显现低龄化的趋势，据一些省市公安机关统计，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作案成员总数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