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李世安介绍、周恩来同意，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

    离开吉安后，叶剑英从九江辗转来到武汉。当时，汪精卫把持下的武汉政府，表面上继续坚持革命，继续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实际上准备叛变革命。汪精卫一方面公开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大唱革命高调，一方面又与蒋介石达成默契，准备在适当时候公开“分共”、“反共”。武汉国民政府另一个重要人物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等重要职务，与汪精卫一样，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暗中与蒋介石勾搭，随时准备叛变。叶剑英同许多人一样，一时被汪精卫、谭延闿的假相所迷惑，对武汉国民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找到谭延闿，汇报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共同反蒋。谭延闿敷衍搪塞，不肯资助，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

    叶剑英无可奈何，在武昌朝阳旅馆暂时住了下来。这家旅馆是广东人开办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在这里遇到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一名共产党员，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毕业后回到梅县任教。在广州时，他和叶剑英就见过面。后来，他回梅县，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多次去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两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1927年2月，李世安离开梅县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等人。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彷徨之中的叶剑英，见到李世安，非常亲切，经常找李世安谈心，双方有了更深的了解。

    不久，叶剑英参加由谭延闿主持的国民议会，讨论宁汉分裂后的形势和前途。会上，叶剑英结识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会后，叶剑英回到江西南昌，应邀出席当地驻军部分反蒋军官举行的集会，见到了第二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叶剑英在集会上慷慨陈词，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朱德连连称赞叶剑英讲得好。因江西局势动荡，叶剑英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此时，张发奎因战绩卓著，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张发奎与叶剑英是老相识，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便邀请叶剑英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誓师大会，继续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叶剑英在张发奎部队的前敌总指挥部，与邓演达、黄琪翔以及加伦将军等一起参与作战指挥。北伐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后，叶剑英随第四军从河南班师回驻武汉，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叶剑英在进步思想影响下，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当时那些原来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都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于是，叶剑英一度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他请求邓演达帮忙，邓演达表示赞成叶剑英出洋，但考虑到形势复杂，不愿意出面介绍叶剑英去苏联。叶剑英又去找共产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从在第四军的中共党员、广东同乡柯麟、李人一等同志那里早已听说过叶剑英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愿望，便应承下来。

    李世安心里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虽然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里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他秘密找到周恩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想起自己同叶剑英的交往，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要求他不要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叶剑英就此完成了他人生最伟大的一次转折。

    叶剑英从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历经了艰难曲折，经受了火与血的洗礼和复杂斗争的考验。

    入党后，叶剑英的理想信念就再也没有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