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阳刚”组合

　　以一曲《春天里》走红的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不能再唱《春天里》了，原唱者汪峰明确告知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旭日阳刚对此表示接受。

　　为什么旭日阳刚先前唱《春天里》时，汪峰未表示异议呢？因为那时旭日阳刚是名副其实的农民工歌手，他们唱歌仅是糊口。但是，春晚之后，旭日阳刚已经有了3万到5万的商演价格——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旭日阳刚的“春天”来了。

　　但是，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却不能再唱《春天里》了！旭日阳刚在冬天里把人们唱得泪流满面的时刻，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似乎只有在冬天里才能分享旭日阳刚“春天”，而春天到来就必须承受某种告别的寒意？这个结局似乎有点残酷，有点猝不及防。

　　对旭日阳刚来说，“农民工”将渐渐蜕变为他们的一个背景，一个记忆；他们不必再“唱通道”，过街地道里，再不会有粗犷、沙哑的歌声激起嗡嗡的回声，再没有人会为他们拍下画面粗糙的、摇晃不定的视频……“旭日阳刚”四个字将更多地出现在商演策划书里，在税单上，他们的歌声经过高档音响设备的过滤，再传至我们的耳膜，将不复原来的粗糙。

　　也许，汪峰的禁唱通知来得正是时候，当旭日阳刚渐渐适应商业演出的规则，渐渐具备歌星的“范儿”的时候，即使他们被允许继续唱《春天里》，也不会有当年的那种悲怆，那种对命运的不甘、不屈，那种感人的力量。

　　也许他们确实不适合再唱《春天里》了。“旭日阳刚”不再是农民工，他们迎来的“春天”，也不是农民工的春天；或者说，他们曾经代表的农民工，并不能分享他们的“春天”，只能远远地羡慕他们俩的春天，然后，该干嘛还干嘛——他们当中一定还有人要艰难地去讨要工钱，还有人要为得到一份职业病鉴定到处碰壁。一切都有可能，一切仍有可能，就像阿Q在土谷祠里醒来，“样样都照旧。”区别仅仅在于，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少了两个人。即使是两个人，旭日阳刚的幸运仍然值得我们高兴，但是，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命运而言，旭日阳刚可以忽略不计。

　　也许有人会怀念旭日阳刚给予我们的悲怆感，那是因为他不是这种悲怆的承担者，而是这种经过艺术化的悲怆感的欣赏者。真正的悲怆并不曾远去，真正的悲怆会把我们压到窒息，令我们无暇顾及已经走进春天的“旭日阳刚”。

　　别了，“旭日阳刚”。相见不如怀念。（戎国强 原题：别了“旭日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