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烟花办8日凌晨通报，从2月2日零时(除夕)至2月7日24时(初五)，全市因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火情194起，较去年同期上升了104%；致伤388人，同比上升了11%。其中，有2人死亡、1人摘除眼球。

从数据上看，今年的“限放”效果不如去年。早在几年前，有记者曾回访了立法听证时十位禁改限的“反对派”，他们曾明确提出了“执法成本过高、违禁品种失控”等疑虑，而今年的限放效果，恰恰印证了上述种种担心。

从除夕零时至初五，北京共出动防控力量286万人次。其中，初五当晚，全市组织防控力量84万人，这样的投入不可谓不大，可从法规要求和安全效果上看，还未达标。举例来说，《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可以召集居民会议、村民会议和业主会议，就本居住地区有关燃放烟花爆竹事项依法制定公约，并组织监督实施。但是实际上能做到这些的社区不多。真要做到了，投入必定巨大，这笔费用从哪儿出？如果加到烟花鞭炮的成本中，显然又要走入“监管成本高——零售价格更贵——违禁品种更多——监管成本再增高”的恶性循环中；如果全由财政负担，面对左邻右舍的监控对象，监控效果有保障吗？监控的“投入产出比”又该如何控制？纳税人的权利又该如何体现？

对于烟花鞭炮，现在已到了禁也不是，不禁也不是的两难境地。立法也好，听证也罢，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两种力量的相对均衡，都使烟花鞭炮处于魔鬼与天使的双重角色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抱怨立法者没有意义，因为立法要尊重两个方面的民意，“禁”改“限”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抱怨政府监管不力，同样底气不足。因为涉及到这么大的范围，这么广的领域，这么典型的“边缘违法”，谁来监管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农耕习俗遇到了城市化，烟花鞭炮的尴尬自然在所难免。在立法无法穷尽安全隐患、执法难以毫无疏漏的情况下，百姓的自觉守法就至关重要了。有关燃放的安全法规，概括起来其实只是燃放品种、燃放地点、燃放时间等几项。而这几项法规要求，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所有传媒，春节期间都在滚动播出，了解起来相当容易，关键还是公民的守法意识强不强。现在，离正月十五的燃放期还有几天时间，喜欢放鞭炮的人，能不能多一点公德意识，少给过节的喜庆添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