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直到26年后的1953年，范桂霞才再次见到周恩来。这年8月，她去北京看望儿子和儿媳妇。周恩来得知后，以夫人邓颖超的名义约范桂霞于1953年8月22日下午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里做客。见面后，周恩来、邓颖超同她亲切握手，留她吃晚饭。这顿晚饭很朴素，只有一碗烧豆腐、一盘北京烤鸭、一碟青菜炒肉片和一钵鸡汤。周恩来一再为范桂霞夹菜，还劝她多吃点北京烤鸭；邓颖超竟然还能用广州方言与她交谈。餐桌上其乐融融。当周恩来问起范桂霞1927年在香港分别后的情况时，范桂霞告诉周恩来，1928年2月经组织批准，她与潘耀芳结婚。婚后，潘耀芳在广东的广宁、怀集、四会等县以及江西一带组织农军，她仍做妇运、工运等工作。后来，斗争越来越残酷，党组织一再遭到敌人破坏。组织关系只好被迫转为地下单线联系。到1930年以后，她的单线联系人不知是牺牲了还是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消息了。于是，夫妇俩的组织关系都中断了。到1931年，她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找遍了人也无结果，只好回到云浮县潘耀芳的老家教书，就这样一直教到现在。

　　周恩来告诉她，那时南方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革命的种子也几乎绝了，你找不到组织并不奇怪。

　　这次在周恩来家的会面，从下午17点一直到晚上20点。周恩来一再鼓励范桂霞，要热爱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临别时，周恩来还派人为范桂霞买了一张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又用自己的专车将她送至火车站，还欢迎她有空再来北京，再到他家中做客。

　　“文化大革命”中，范桂霞被诬为“叛党分子”，遭到批斗、抄家，受到种种非人折磨。她写了许多申诉材料，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直到1973年，她在许多好心朋友的鼓励劝说下，前往北京去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不仅日理万机，而且重病缠身。范桂霞到了北京，听说了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忍心去打扰他，可又不甘心自己作为“阶级敌人”活下去。思量再三，她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贴上了一张4分钱的邮票，投进邮筒，信中只是问候周恩来，没有提到自己遭遇的事。谁知周恩来十分重视，派两位工作人员找到她的住处。当得知她的悲惨遭遇和目前所处的险恶环境时，周恩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给她平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广东省委为她彻底平反，并复了公职。

　　说来凑巧，1984年的8月22日，也就是31年前的同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又一次接见了范桂霞，和她合影留念，还送给她一只新颖精制的手袋，从而兑现了当年“要好好谢谢小范”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