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和孟庆树，生育二子一女。女儿王芳，20世纪30年代出生于莫斯科，外貌极似其母。她从未到过中国，也不会讲汉语。1937年末，王明夫妇回延安时，将其过继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王明夫妇非常思念自己惟一的女儿，1947年写过一首小诗：

    一别十年久，时艰音问稀。

    双亲常梦女，多半诉离苦。

    王明夫妇定居苏联后，王芳时常看望父母。她生前学航空工程专业，后来当了一名飞行员。王芳身体一直虚弱，患低血压，1985年1月27日早逝，与孟庆树合葬于新圣母公墓。

    王明的两个儿子，至今仍留在莫斯科。他们没有像父母那样一直保留中国国籍，都加入了苏联国籍，现为俄罗斯国籍。

    长子王丹芝，乳名明明，1939年生于延安。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远东研究所当了一名工程师，后与一名苏联姑娘结婚。苏联解体后，他下海经商，在一家俄国贸易公司工作。

    次子王丹丁，乳名亮亮，后改名为王丹金，1945年生于延安。1975年从莫斯科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曾在一家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工作了11年。1986年，他从原单位辞职，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气功、武术、太极拳的研究和传播，目前主办一家中国文化中心。

    王丹金孑然一人，一直没有结婚。他住在莫斯科东北部一栋公寓里。他的气功、武术在当地很有名气，不少人慕名拜师。人们知道他是典型的中国人，鲜有人知道他是王明之子。

    王丹金曾两次应邀去波兰参加人体科学会议，并为人发功治病，引起轰动。王丹金是跟着王明开始学气功的，他说，父亲长期用西药治疗，效果一直不好。母亲出身中医世家，对中医情有独钟。多亏母亲的中医、针灸，再加上后来开始练习气功，父亲才能活得那样久。

    王丹金热中于中国文化，谈起政治来有如其父，挺有见解。他说斯大林有严重的过错，杀了那么多知识分子。已经平反的布哈林也有严重错误，整知识分子是从他开始的，搞党内斗争是行家里手。

    近几年来，王丹金几次回国。2004年夏，他回到金寨寻根问祖，受到父老乡亲的热情迎接。他说，他的最大愿望是能从事“王明研究”，将父母在俄罗斯居住的别墅，建成王明博物馆。

    王明的一生，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唯书唯上，终究要为历史所唾弃。

    王明的一生已经过去，王明的故事并没有完结。

    随着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随着历史真相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随着人们不再以神圣、盲从的眼光看待领袖，也随着人们不再用定势化、脸谱化的眼光对待历史，王明越来越清晰地走到我们的面前。

    十年内战时期，王明在反对国民党统治，开展土地革命和红军对敌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只是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上，照搬国际指示。经中央政治局审查后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进行了新的概括：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新的表述比原来的“右倾投降主义”，语气更为舒缓，内涵也更为公正、客观、科学。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猛烈的炮火对准王明之时，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针对一些人的疑虑，明确指出，王明问题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问题。正因为如此，他坚持主张将王明选为七届中央委员。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王明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他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并没有把王明和分裂党的张国焘等人等量齐观。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篡改党的历史，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本来十分清楚的历史，弄成一潭浑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客观地讲，王明错误的根源在莫斯科。中共是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一成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两者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为支部党，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纲领、路线、重大人事任免，无一例外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中共的成长壮大，离不开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中共的挫折和失败，也离不开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

    美国学者加维尔曾指出：“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一直有效地控制中国共产党。……1935年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莫斯科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

    遵义会议前，共产国际几乎包办了中共党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共领袖，也还是莫斯科说了算。起初，他也只能按莫斯科指示办事。与王明发生冲突时，派任弼时赴莫斯科请求仲裁。皖南事变，毛泽东准备与国民党全面决裂，斯大林不赞成，毛泽东也无可奈何。就是抗战胜利后，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毛泽东虽不愿意，也不得不接受斯大林的劝告。毛泽东并非得心应手，而是处处受肘。他对来自莫斯科的意见，是不可不听，又不可全听。符合中国实际的，就执行；不对的，尽量解释，或作必要让步，或者委婉拒绝。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才逐步摆脱莫斯科的控制。

    王明是莫斯科直接扶上来的，他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米夫更是坐镇指挥，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米夫的意见来制定的。后来他奉命回国抗战，也是执行的共产国际指示。正因为如此，莫斯科一直不承认王明在20世纪30年代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共关于30年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历史结论一直不认可。直到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向前来访问的中共代表团作了自我批评，苏联才引人注目地发表了毛泽东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理论著作《实践论》。

    毛泽东早就觉察到莫斯科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有严重的错误和失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不可能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提出批评。就是在批评王明右倾错误时，也未涉及共产国际。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批评王明，其实是批评斯大林。因为王明听米夫的，米夫听斯大林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王明历史上两次错误时，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没有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失误，也没有简单地将错误推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毛泽东既要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又要维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威信，把王明作为两个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正因如此，王明内心并不服气，也一直没有真心实意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只是错误路线的追随者和执行者，负他应该负的责任。

    王明错误是马列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曲折反映。这不仅仅是王明一个人的错误，也包括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米夫、博古等人的错误。王明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代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人把王明路线看成王明个人的错误，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博古把这一错误推向了顶峰。临时中央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片面强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排斥一切中间势力；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主张；极力夸大革命形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些错误虽然与王明密不可分，但王明与博古还是有所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