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王明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王明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封建主义，“天子”思想是毛泽东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他甚至说毛泽东的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恋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泽东诗词生动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艺术典范。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除别有用心者外，恐怕没有人这样评价。当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将《沁园春·雪》抄送给友好人士，令其赞不绝口，视为珍品。倒是蒋介石组织一帮文人政客著文攻击，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王明在《论中国事件》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着空前的悲剧，中国革命的成果遭到彻底毁灭的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我几十年来同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作斗争的切身经验，我首先要说，把中国共产党弄到目前这样的绝壁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这是毛泽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腔愤慨，说王明是教条宗派的罪魁祸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机，可谓以牙还牙。

    王明还说，“今天，毛泽东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眼里，已成为灾难和谎言的象征，野蛮和残暴的象征，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极为紧张。王明竭力攻击毛泽东，一方面是配合苏联对外宣传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曾经犯有错误，认为所谓的错误都是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王明也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表面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本质和内涵截然不同。

    王明说，毛泽东依靠受蒙骗的军队和受欺骗的红卫兵，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搞反共反人民的政变，确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发动政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集团，政变的工具是人民解放军。

    一般来说，政变是由少数人秘密策划，依靠少数人的有限力量，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以实现政权或政府更迭。而反革命政变，在中国应该是指一部分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目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公开发动起来的，当时作为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此可见，王明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王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而江青呼风唤雨，政治地位直线上升时，他下结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建立“江青王朝”。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确实重用了江青，使她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错误，干了许多坏事，毛泽东对此是有责任的。当发现江青的“女皇”野心之后，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了她的组阁阴谋，为党和人民粉碎江青集团，埋下了伏笔，只是王明没能看到这一天。

    在王明写的这些文章中，“毛美亲近”，“毛美合作”的字样，随处可见。王明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已感到孤立，等待“美国救援之手”，“同帝国主义合作是毛泽东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并以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加以说明。

    按照王明的逻辑，只要和苏联站在一起，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正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英明之举，王明视为大逆不道，再一次证明“左”的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头脑之中。

    就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九月事件”。被宣扬为对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英明副统帅”林彪，政变未遂，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国外媒体议论纷纷，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决裂，与毛美亲近有关。王明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作出了“毛泽东迫害林彪”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