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王明的这一生》，熊廷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进入人生暮年，王明客居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偏离正常的轨道，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王明抓住毛泽东的失误大做文章，充满了奇谈怪论。他强撑病体，立下誓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回故乡，带着遗憾走向人生的尽头。王明的一生虽然过去，却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王明身居国外，两眼关注国内。看到国内建设取得成就，热情高歌，豪情万丈；发现挫折和失误，毫不含糊，提出尖锐批评。
王明身居国外，两眼注视着国内。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开始了全面建设的十年，经济建设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王明写了不少诗歌，表情达意。看到成就，他热情赞扬，抒发自己的兴奋之情；发现挫折，他十分不满，甚至提出尖锐批评。
淮河，横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1938年，蒋介石为延缓日军进逼武汉，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夺淮入海，淮河水系受损。从此，淮河更似一匹无羁之马，左冲右突，两岸人民深受其害。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豫皖境内4000多万亩农田被淹，1300万农民无家可归。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北受灾的详细情况：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万亩，占皖北二分之一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已报告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由于水势凶狠，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或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或船小浪大，或船翻淹死……
毛泽东看到电文，泪流如雨，拍案而起：“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他在重点句子下画了横线，要求水利部尽快拿出治理方案，年内动工。
当年11月下旬，规模巨大的治淮工程在中下游相继开工。修建水库，开挖新河，建造船闸，工程量之大，举世罕见。1951年，毛泽东派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全体治淮员工，把毛泽东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授予各省治淮指挥部。
国庆十周年之际，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视点不同，中苏双方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根本上恶化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幼稚，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此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1960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1963年，中国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中苏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两国关系走到十分危险的地步……
原本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对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彼此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王明总是以苏联划线，不加分析区别，不管是非对错，都要求别国共产党真诚拥护，同唱一个调子，否则就是“反苏狂”。王明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总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文化大革命”，王明逃过此劫，可在国内的亲人无一例外地受到打击。他强撑病体，对“文化大革命”评头品足，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蜂拥而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股狂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状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苏联，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王明经常被媒体作为批评和攻击的对象，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广为流传。
王明远在国外，只受到舆论批评，受冲击的程度远不如在国内的“走资派”。不过，他在国内的亲属，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有的惨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陈聘之去世后，孟公府2号剩下三位老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派人将王明继母黄莲舫送回原籍。金寨县接收黄莲舫后，每月给她13元生活费，并拨给她一间房屋居住。1970年，黄莲舫病逝，县民政局拨款130元，安葬了这位老人。当时，“反动家属”有的被撵到乡下，无人过问；有的被打被抓，关进监狱。黄莲舫这样的结局，实属幸运。
相比之下，王明的岳父岳母就惨淡得多。黄莲舫离开北京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孟公府2号看管起来，派人将王明的手稿和藏书搬走，王明的岳父岳母搬出。1968年，王明岳母病逝，岳父孤身一人，生活艰辛，含冤死去。
王明的弟弟陈绍炜，在天津惨遭酷刑，险些丧命。王明的妹妹陈映民，这位红军女战士，当年浴血沙场，何等坚强。可她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未曾开口，泪流满面。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惨无人道的批斗，当场气绝身亡。
红卫兵同样没有放过王明死去了的父亲，这位曾为党做过有益工作的“亡魂”，也没能躲避过这场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有文章称王明出生“地主家庭”，红卫兵不由分说，冲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见到陈聘之的墓碑，很为气愤。在一片“砸烂王明狗父亲”的怒吼声中，这些“革命小将”毫无顾忌，将墓碑砸成三截……
此时的王明，进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历史恩怨的纠葛，亲朋好友的遭遇，国内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动不安。他用独特的视觉评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写作“高峰”。
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给“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武装反革命”。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开后不久，他又写出《“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文章中，王明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充满了奇谈怪论。
在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王明曾积极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表示要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这时，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造谣中伤，大肆诽谤，恣意攻击，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