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改革开放之初，伟人大手一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果然就有一批人先富了起来。问题也就来了。没富之前，大家都穷得叮当响，所以，完全可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盖因路上没啥可捡的，家里也没啥可偷的。可现在不一样了。家有余粮，心里反而有点慌了。“穷怕亲戚富怕偷”，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呢？

浙江省台州市就有一个先富起来的村庄。该村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60%村民住别墅，40%的村民买了车，60岁以上的老人全部有养老保险。但是，这个先富起来的村庄经常遭到小偷“光顾”。有的人家几年间被偷了十四五次，甚至有一天晚上，村里73户人家有7家进了小偷。为了谢绝“梁上君子”光临，该村76户村民索性集资修了一道城墙，将村子“围”起来。城门上安装了磁卡门锁，村民刷卡进出。防盗的效果似乎还不错。村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一个月来无一盗窃案发生。”（1月30日《广州日报》）

岂止浙江的这个小村庄。这些年来，北京、广州、东莞等地，纷纷推行村庄“封闭式社区管理”，用围墙把整个村庄都隔离起来。外来流动人口要想进出，必须得出示良民证，哦，不，暂住证（居住证）。更普遍的是，城市里的“高档小区”、“至尊别墅”大都有多重防盗设施：小区有围墙，门口有保安，楼下有门禁，再加上无处不在的摄像头、24小时巡逻的保安。顺便说一句，虽然不时有粗心的业主被保安拦在小区外，导致有家不能回的尴尬事儿，但人们买房时，还是愿意在这种跟监狱差不了多少的小区居住。这说明当个人权利与人身安全发生某种冲突时，人们还是会做出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上面这些事例告诉我们，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穷人没有尊严，富人呢，富人没有安全感。所以，富人们一边生活在高墙之内，一边加紧往国外移民。《经济观察报》曾经报道过一个叫老李的富人。老李依靠建筑业白手起家，资产达3亿以上。这位前包工头先富起来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自己的家庭（夫妇俩和两个儿子）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老李说出了相当一部分移民富翁的心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富人比穷人更担忧贫富差距的问题。

比较而言，美国、欧洲的富人阶层比中国多得多，但欧美没有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防盗墙。他们的富人与穷人混居在一起，彼此相安无事。欧美太远，说说近邻日本吧。三年前，我曾经在广州一家日本公司做事。日本老板很有钱，经常请职员出去吃昂贵的日本料理。也包括几位日本职员。经过较长时间的接触，我发觉这几位日本职员对老板并更没有表现出格外的媚态，当然，在背地里也没有显示出嫉妒之类的情绪。总之，很淡定。我问其中一个，老板这么有钱，你不嫉妒吗？他回答，这有什么呢？只要我努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跟他一样的有钱人。这事儿给我很大的震动。

就眼前而言，先富起来的人可以造防盗墙来寻找安全感，但以长远计，此路不通。想想看，当防盗墙外面的穷人正奔波在温饱线上时，你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在墙内享受满汉全席？只有当每一个穷人都有通过自身努力变成富人的机会，这个社会才堪称健康；只有当每一个穷人都拥有这样的梦想时，富人才会有安全感。这样的机会和梦想，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就悉心打造、认真呵护，不要等到火山爆发的前一夜才恍然大悟。（何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