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纠结中思考、在纠结中实践,是大变革时代领导活动常态。领导干部承认纠结才能解开纠结,才能引领、指导群众一道走向未来。
生活百味杂陈,工作纷繁复杂,在理论与实践、知道与做到、对错与利弊、大事与小事、规则与创新、个人与组织、做事与做官、动机与结果、本色与角色、本能与境界之间,领导干部经常面对诸多的选择与顾虑,面对两难甚至多难困境,纠结在所难免。
理论与实践
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又指导实践。离开实践,理论是无源之水,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则具有盲目性。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党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执政兴国的一大法宝。但在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不容易,有时逻辑严密、说理充分的理论,遇到丰富的、鲜活的实践,显得苍白无力,而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却找不到理论依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个过程。领导干部用理论武装头脑,可以使自己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每到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都特别强调理论武装全党。但实践是丰富多彩的。一事当前,一味翻“本本”,找“条条”,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是教条主义,会贻误大事。毛泽东说,教条主义者如同“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
理论和实践往往不合拍。对实践进行总结、升华的理论滞后于实践,指导实践的理论超前于实践。这必然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困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找准结合点,即用传统理论、经典理论解决常规问题,用创新理论成果解决新问题。
知道与做到
领导干部要“知道”,包括知道理论、规则、程序、方法等,这些都是“做到”的条件,但具备了条件,不等于做好了工作。领导干部经常会陷入“知道”却“做不到”的苦恼。
“知道”和“做到”之间不能划等号。知道该做什么和真正做到之间需要有积极的态度和高强的能力。没有积极态度,就算有能力,“知道”也“做不到”。但如果没有能力,即使态度好,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知道“不该做什么”和真正做到“不该做的事不做”之间需要品德、修养,需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领导干部需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种种诱惑面前,拒腐蚀,清正廉洁。
对错与利弊
由于时空的转换,是非对错的观念和标准也会发生变化,领导干部要迅速适应环境,把握时代特点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正确地做出判断和抉择。但并不是“对的事就做,错的事就不做”,有时,在某种领导情境中,很可能对的事不能做,错的事不能不做。
是非对错具有主观性、相对性。主观上认为对的事,客观实践可能证明是错的,反之亦然。时间、空间变了,是非对错的标准也会跟着变。如果坚持“对的事就做,不对的事不做”,领导干部经常会无所适从,甚至会做错误的事。有时还会出现自己认为做的事是对的,但实际上却后果严重、代价巨大。
利弊可以计算,具有可操作性。所以,领导干部在进行行为选择、重大决策时,不仅要明是非,更要讲利弊。当然,利弊大小的计算是针对人民、针对公共利益而言的。这要求领导干部要有大格局,站在全局想问题,立足局部做事情。
对与错、是与非,就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而言,没有现成的判断标准,众说纷纭。领导干部就要权衡利弊,作出决策,至于是非,留待历史评说、人民评说。邓小平曾经说,对新生事物“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大事与小事
领导干部要做大事。“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庸官、不得人心的官不是不干事,很多情况下是日以继夜地做了下属该做的小事,结果让下属没事干,让组织的工作没有秩序、没有效率。
领导干部做大事要从小事做起,但领导干部做小事不是事必躬亲,而是放手而不撒手,指导下属做好每一件小事,既保证大事做成,又使自己有更多的精力谋划大事。
领导干部要把握大事小事的衡量标准。否则,可能会把大事当小事忽视了,耽误大事或错过时机,也可能会把小事当大事抓,结果本未倒置了,导致抓了芝麻漏了西瓜。大事小事都是相对于实现目标的关联度而言的。如果是与“为实现目标创造条件、扫除障碍”这类工作的关联度大的事,就是大事,反之就是小事。
创新与规则
创新主要表现为原来没有的东西创造出来,原来有的要素重新组合。创新成本高、代价大,并且结果不可预知,无法准确预期,是极其昂贵的游戏,但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却是一个组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不能不玩的游戏。由于对新问题的处理和非常规工作的完成,没有现成的规则,不创新就没有出路。但是,创新经常需要打破规则,而在民主法治的社会中,规则是保持一个社会、一个组织的稳定与秩序的基本要素,遵守规则是对每个社会成员、每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既要创新又要遵守规则,要求领导干部厘清创新和遵守规则的前提条件。创新理念应该深入人心,但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需要创新。常态组织中绝大部分工作是常规性的,因此需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必然强调科学管理,而科学管理依赖规则、程序,强调按部就班。
坚持规则管理还是大胆创新取决于不同的工作与工作的不同阶段。面对新问题,要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就必须创新,在执行决策过程中,必须遵守规则以保持工作的秩序与效率。应该强调指出,规则管理时要求创新和应该创新时要求规则管理、按部就班,都会使组织发生混乱、付出代价。
个人与组织
领导干部个人的能力不突出,有时可能会导致武大郎开店,甚至会使组织患上侏儒症,有时可能会使组织由于缺乏领导权威、缺乏领导核心而造成组织的散乱和无凝聚力。因此,在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诸多素质中,能力虽然是其中之一,但尤其重要:当缺一不可时,“一”就是一切。
但是,领导干部个人能力强并不能必然保证整个组织的能力强。个人能力有限,组织力量无穷。领导干部个人能力强,应该体现在提高组织整体能力上。建设学习型组织、要求以领导者个人的智慧与能力来提高组织智慧与组织能力。这要求领导干部思想上引领组织成员,行动上指导组织成员,心理上融入组织成员,把“我”变成“我们”,使“我”与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之间形成稳定的合力。
成功领导者应通过规则制定与执行,通过利益公平分享,使全体成员形成对组织的认同与忠诚,从而使组织上下心理认同,步调一致。
做事与做官
做官必须做事,做事是做官的基础。把事做成与把官做大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当今民主政治时代,二者有着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是相对的。
把事做成是有标准的,是可以量化的。把官做大中的“大”的标准则是相对的。同时,把官做大即晋升的过程中有很多因素起作用,干成事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是全部。
制度环境不好,潜规则起主要作用时,把事做成能否获得晋升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制度环境好,以发展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让想干事的有机会,会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地位,有利于形成一种崇尚“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良好风气。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把事做成与把官做大二者一致的可能性变大。
但即使制度环境好,把事做成与把官做大也不能划等号。有时个人的运气也会起到重要作用。个人的运气主要包括:领导干部的能力优势被组织广泛认同,个性特点得到组织成员的普遍赏识；领导干部的实力与机会匹配,即在其实力上升的高点上机会来临,因而能够抓住机会,而不是在能力提高受挫时或跌入低谷时遇到机会,眼睁睁让机会擦肩而过。但无论制度环境好与差,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动机与结果
常规状态下,动机和结果不呈正相关也不呈负相关。良好的动机,不一定产生良好的结果,不良的动机,未必产生不良的结果。
在常规情况下,某种行为的结果好坏,往往不是取决于动机而是取决于行为过程中程序是否规范。虽然,程序规范,不能绝对保证得到良好的结果,但得到良好结果的概率是高的；程序不规范,不是绝对得不到良好的结果,但得到良好结果的概率是极低的。因此,我们追求好的结果,必须重视行为过程的规范性。
在非常规情况下,动机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行为的结果,端正动机能提高获得理想结果的概率,而端正动机只能依靠领导干部内在修养与品行磨砺。
本色与角色
每个干部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本色。如个性、性别。在领导活动中,性别通常并不具有天然的绝对的优势。但在不同领导环境中、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不同的性别在领导活动中的绩效会有所不同。领导干部经常会遇到本色与角色要求之间的冲突,过份地强调保持本色,不能适应角色要求,会导致领导干部对工作的不胜任或周围人对其评价的下降。
领导干部的本色要与其角色要求一致。最理想的状态是领导干部本色天然地与角色要求一致,但实践中二者不一致是经常的,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能够自觉控制或弥补个性上、性别上不适应工作岗位要求的部分,必要时打磨个性中与工作不适宜的部分,并模糊性别意识。虽然人的个性、性别很难改变,但领导干部可以而且能够依靠个人的毅力、修养等张扬或控制其某个方面的特点,使之与角色要求一致。
本能与境界
人在社会中生存必然具有一些本能,包括生理、安全、交往、尊重等方面的需求,对金钱、权力和名誉的向往等。领导干部的行为固然受本能支配,依据本能做事或许没有错,但境界崇高更具人格魅力。一事当前,考虑个人安危得失是本能,先人后己是境界。因境界高而产生的人格魅力更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非权力性影响力,让下属自觉追随、自愿服从,使权力行使更顺畅。
领导干部心系百姓,勤政敬业、清正廉洁是为官本能与境界的统一。完成这种统一,需要领导干部加强修养,包括政治坚定、高瞻远瞩,谋划全局、促进发展、谨慎用权,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也包括多吃两样东西——吃苦、吃亏,相信“储水万担,用水一瓢；大厦万间,夜眠六尺；黄金万两,一日三餐”,把时间和心思用在做好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的工作上。
在纠结中思考、在纠结中实践,是大变革时代领导活动常态。领导干部承认纠结才能解开纠结,才能引领、指导群众一道走向未来。
(刘炳香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