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制度的好坏，检验的标准之一，即其催生的医学伦理是否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是否一切以缓解病人病痛为中心？是否在缓解病人病痛的同时让病人得到最大的尊严与尊重？是否给病人最充分的选择权？“听医生的没错”——希望在良好的制度保障下，每一个患者对此都能深信不疑《工人日报》（2011年01月12日 03版）

近日，人们在关注无证心脏支架被安装进北京一名患者体内消息的同时，更为心脏支架的被滥用而担心。媒体报道说，尽管心脏支架的价格有所降低，但仍在万元以上，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病人是否需安装以及安装几个支架，完全取决于手术医生的良心。对于那些可装可不装的，医生一般都建议“装”，因为这样的手术，医生不会白做，甚至有的医生因此暴富。

针对“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挂了8个吊瓶，远高于国际上2.5~3.5瓶的平均水平”，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要通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等措施加以改善。

“听医生的”，是很多患者的就医观念——吃什么药，听医生的；是吃药、是打针，还是输液，听医生的；动不动手术，听医生的；用进口的器材还是国产的器材，听医生的……

但是，当我们一次次从媒体上得知某些医疗界的“黑幕”，得知有的医生从病人身上拿回扣而暴富之类的新闻后，当我们一次次捧着一大堆根本吃不完的药、面对动不动几百块钱的药费时，我们对一些医生的信任越来越低。

医患之间，患者的知情权有多重要？

这是发生在西方一些国家的事：把糖果做成“药丸”，把蒸馏水或盐水做成“药水”，这些被称为“安慰剂”或“假药”的“药品”用到病人身上，居然可能减缓病情，这被医学界称为“安慰剂效应”。当然前提是不告诉病人药是“假药”。美国医学专家不甘心“假药”被质疑“剥夺病人知情权”，做了一项医学研究，证明“即使病人非常清楚吃的是假药，安慰剂依然有效”。也就是说，之所以催生出告知病人是“假药”的前提下，证明“假药”依然有效的医学实验，是因为人家医学界非常在意“不能瞒着病人”，即患者的知情权。这一试验的意义甚至延及不少国家政府管制机关规定，新药投产以前，必须通过“安慰剂”对照测试，要证明该药比“安慰剂”更有效才行。

患者的知情权，在医患关系中，可谓一枚“试金石”。因为医学知识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如果医生想对患者隐瞒什么，想引导患者做出对医生有利而对患者可能不利的选择，是件很容易的事。治疗方案是不是有风险？是不是最优方案？从理想状态来说，医生应该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耐心解释，告知详情。从现实来看，真的能向病人解释“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这一医学常识的医生实在寥寥。医生太忙、顾不上是其一，但远不是全部。以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为例，12元，可吃3天，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3天的费用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0倍。谁能说其中没有利益的驱动？尽管也有不少病人认为“输液来得快”，要求医生给自己打吊瓶，但这一观念的形成与医生、医院的引导有着相当关系。

再有，有几个医生会实心实意地提示病人：安装心脏支架是有风险的，后继治疗费用也不少？于是，那些本可以通过服药收到很好疗效的心脏病患者，稀里糊涂地“被安装”了支架。而这种趋势正在愈发严重，甚至有人担心，要不了几年，我国80%的老人心脏都将装上支架。

如何让医生告诉患者实情？如何让我们得到不带任何“杂质”的真实的医疗信息？如何让医生告诉患者，哪个方案的治疗效果是什么、潜在的后果是什么，最后由患者自己来选择？这些应该是医改制度中必须考虑的。

医疗制度的好坏，检验的标准之一，即其催生的医学伦理是否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是否一切以缓解病人病痛为中心？是否在缓解病人病痛的同时让病人得到最大的尊严与尊重？是否给病人最充分的选择权？

“听医生的没错”——希望在良好的制度保障下，每一个患者对此都能深信不疑。（刘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