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这次想得很清楚，表达得更清楚。

　23日，北大招办负责人以新闻通稿形式首次回应公众对于北大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的质疑。

　通稿所举理由有四。我尤其看重其中两条。

　其一：大学的选拔标准带有“指挥棒”性质。如果大学把“偏才”、“怪才”作为选拔录取的标准，那就一定会出现一大批根据这个标准制造出来的“偏才”、“怪才”，出现一大批制造“偏才”、“怪才”的培训机构，你需要什么条件就给你出具什么条件，但实际上，这样的“偏才”、“怪才”绝不是我们希望的拔尖创新人才。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过类似的教训，它对基础教育的不利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这意味着，北大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权力。顶尖大学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要旨在于，高考“指挥棒”方向紊乱或说尾大不掉、“指挥者”瞻前顾后或者关节僵硬的现状下，大学站出来，给出一条可供选择的新路径。

　这条新途，路标如何设置，自然是重大问题。它当然不能重蹈旧指挥棒的覆辙，但也不能为反对而反对，逞意气之快。具体案例固然可以具体考量，给偏路子怪路子留下适度空间，但“指挥棒”断不能剑走偏锋以怪为美。

　明智的政治家说过：“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套用一下，明智的教育家应该知道，僵化的高考选拔机制在社会心理层面造就的逆反，固然赋予了大学选拔“偏才”“怪才”的某种期待性权力，但这种权力必须谨慎使用。

　北大此次表态显然足够谨慎。这也意味着，这所大学对当下国情，尤其是教育领域的趋同、趋利取向有明白的认知。投你所好还不容易吗？你要偏和怪，我把流水线的参数设定钮调一下，不就行了。

　其二：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它不是大学教育的预科班，不是为了上大学而开设的培训班。教育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然如此，“偏才”、“怪才”就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而只能是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

　这意味着，北大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学的价值——坦率地说，许多中学校长和老师未必能有这份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