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到1968年10月，陈永贵亲自主持在昔阳县召开了三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介绍大寨经验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了抓阶级斗争的陪衬或者副产品。他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业学大寨，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以革命的大批判为动力，推动学大寨运动；必须建设革命化、战斗化、群众化的领导班子，把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革命的群众路线。这样才能学到大寨的经验。

　　虽然陈永贵在会上也介绍了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介绍了大寨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但是，他是放在后面来介绍的。中央的一些报刊也努力配合这种宣传，把大寨经验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靠。从当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和社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强调没收社员的自留地，限制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并把这形容为“砍资本主义的尾巴”；再如，强调批判“工分挂帅”等等。对大寨经验的这种宣传，以及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生产的提法，毛泽东是满意的，因为这正符合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

　　陈永贵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他虽然是山西省的领导人了，但他并不脱离生产，不拿工资，也不要任何补助，不坐小汽车，在省里的招待所吃简单的饭菜，只是去省里的路费由省里报销。他仍然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家仍然在大寨，除了去省里开会外，他都在大寨。只要在大寨，他每天都要和社员一样劳动，顶一个整劳动力，和社员一样记工分。由于他一直不要工资，他的全家仍然靠他的劳动工分生活，因此，他家在大寨与其他农民相比，生活水平算是低的。他本人仍然一身农民装束，穿一件自家做的对襟衣服，自家做的当地农民穿的裤子，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胸前挂着一个旱烟袋，脚上穿一双土布鞋。他不是刻意这样做，而是习惯于这种装束，也是为了参加劳动方便。在他带领下，大寨的建设每年都有新成绩，农田基本建设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好，上交国家的粮食每年都有增加，农民的收入每年都有提高，大队还建起了比较好的医院、幼儿园、学校。

　　毛泽东总是在不断地了解陈永贵的情况，了解大寨的建设情况。他得知陈永贵仍然住在大寨，不脱离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时，心里非常高兴。对大寨取得的新成绩，毛泽东也很满意。一次，陈永贵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毛泽东见到了陈永贵。他见陈永贵还是头上包着白头巾，穿着农民的衣服，就对陈永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你没有变。毛泽东当时说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陈永贵没有听出别的来，他只是笑，没有多想。

　　1969年初，党的九大召开之前，在酝酿九大中央委员人选时，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可以当九大中央委员。由于毛泽东亲自提名，加上陈永贵是农民代表，又是山西省的领导人之一，大寨也做出了成绩，在选举九大中央委员时，陈永贵顺利当选。陈永贵当上中央委员后，还是住在大寨，还照样参加劳动，还是那一身农民装束，而大寨的粮食产量也一直在增长着。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央筹备召开党的十大时，毛泽东考虑，补充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要考虑让一些老干部参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让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参加，而在工农干部中，毛泽东首先考虑的就是陈永贵。1972年，召开党的十大时，毛泽东提名陈永贵当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陈永贵又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4年，中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考虑副总理人选时，毛泽东又想到了陈永贵。他和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完全同意陈永贵当副总理。在征求一些老同志的意见时，老同志们也都同意陈永贵当副总理。有了毛泽东和中央老同志的这些意见之后，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在医院里的病床上和陈永贵谈了中央的这个打算。陈永贵听周恩来谈中央有让他当副总理的打算，连忙摆手说，我不行，我文化水平低，政治水平也低，当不了。周恩来对陈永贵说，你看你，永贵。你还是一个党员呢，是党员，就要听党组织的安排，现在，中央内部斗争很激烈，你不参加进来，别人也要参加进来，我看你还是当吧。陈永贵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也知道中央内部“四人帮”咄咄逼人，要篡夺更多的权力，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情况，现在听周恩来这样说，他就答应做这个副总理了。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同时任命副总理12人，陈永贵在12位副总理中排名第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