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毛泽东用自己的钱，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在毛泽东请的人中，有一些大区书记，也有一些中央高级干部，更特别的是，有许多全国劳动模范，其中就有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宴会之前，毛泽东就向周恩来交待，一定要请到陈永贵，我要和他见面，和他谈一谈。当天中午，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毛泽东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与他握手。陈永贵见了毛泽东，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毛泽东热情地请他在自己身边落座。席间，毛泽东与陈永贵说了许多话。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专家啊！陈永贵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周恩来替毛泽东翻译后，陈永贵连连摇头，说自己不是专家。毛泽东问陈永贵多大年龄了？陈永贵说：50啦。毛泽东笑道：50而知天命哟。陈永贵只是笑，没有回答。毛泽东特别询问了陈永贵的生活情况、身体情况、家庭情况，这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泽东还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并且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就很蠢，就没有陈永贵这样的水平。”

　　毛泽东对陈永贵说，你能看报纸，能读书了，这很好，不过，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把你的经验总结起来，教给我们的同志，教给我们的高级干部，让他们也多懂得一些辩证法。毛泽东还说，你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还说，大寨要搞科学种田，提高产量，给全国带个头。陈永贵向毛泽东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奋斗到底。毛泽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十分重视结合读这本书来研究苏联变修的问题。他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苏联变修，是因为人民没有真正的管理国家的权力，在苏联，法律和各种文件在表面上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但是，在企业里，工人只是被管理者，说话不算数，没有管理企业的权力；表面上农民是农庄的主人，但是，农民只是劳动，没有管理集体农庄的权力；表面上，士兵是军队的主体，但士兵只能服从命令，没有管理军队的权力。总之，在苏联，人民实际上没有权力，公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这是苏联变修的根本原因。中国要防止蹈苏联的覆辙，就要采取新办法。新办法之一，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而工人、农民要参加国家的管理。当时，一个特殊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把一批优秀的工人、农民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不脱离生产或者半脱产，能够参加国家各领域的管理，以此给全国树立一个样子，在全国造成一个选拔工农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参加国家管理的风气，最后形成一种制度，将此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当山西省形成夺权之风时，作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当晋中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陈永贵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对陈永贵的表现，毛泽东是一直关注的，他看到，陈永贵拥护“文化大革命”，并且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当上县和地区一级领导后，仍然抓生产，那里的局势也平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一些老干部也结合进了领导班子，这正符合他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预想。看到这些，毛泽东对陈永贵更加赏识了。

　　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亲自提名，让陈永贵当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毛泽东的这项提议，通过中央文革很快就落实了，当山西省成立革委会时，陈永贵成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在组建山西省委时，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成为山西省委书记（当时各省设第一书记）。陈永贵在担任昔阳县、晋中地区、山西省的负责人时，在抓农业生产方面，在山西省的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陈永贵的思想，也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不可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想的影响而出现“左”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大寨经验的介绍和在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抛开作为大寨经验本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强调砍资本主义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