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还是“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少林寺的“公众形象”，早已截然不同。近日，又有消息传出，这座千年古刹、禅宗圣地，在柏林、伦敦等地办了40多家公司。消息一出，众议哗然。

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国际化”：如果是出国弘法，质疑估计也就荡然无存。新的新闻，背后仍是老的问题：少林寺是否已为市场逻辑所左右，信仰是否应靠商业营销获取话语权？而这些，也正是所谓“少林寺现象”引来的一轮又一轮争议中共同的主题。

公众心目中的佛教寺院，往往是这样一幅图景：远离凡尘，香烟缭绕，晨钟暮鼓，清心寡欲。这也是必然，寺庙除了是出家人的清修之所，也承担着实现净化、安慰等宗教的心理和伦理功能。

不过，这样的认知同样需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把从各种文化传奇、文学作品中汲取来的认识，当成了一种普遍的想象，强加给了现代社会中的寺院？毕竟，武当不一定有狂道，青城不一定有隐侠，金庸笔下连扫地僧都高深莫测的少林寺，也从来就不曾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

当方丈成为CEO，当寺院注册成公司，当少林成为商标……我们发现，处身河南的少林寺，与处身《天龙八部》的少林寺，何其相异！而少林寺的争议，正存在于这样一种想象的图景、认同的模式与一个寺院的现实选择之间的“对撞”中。满足了社会想象，却不一定能满足一个宗教实体甚至一种宗教本身的发展，这正是矛盾所在。

更重要的是，这样来源暧昧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佛寺乃至佛教的发展。如果在远不同于小说的现实世界中，仍然要求寺院处于深山老林、居于社会边缘，无缘于世事、无视于社会，最终的结果，可能只能是“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了。

抛开寺院生存的现实选择，抛开政府、地方与僧团的种种利益博弈，我们对佛寺、佛教的认同，难道不也需要与时俱进的更新吗？而小到一个寺院、大到整个教界，难道不也需要获取更为积极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认同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林寺的选择，未尝不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佛寺、佛教生存发展的一种“策略”。

经过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断裂，经过上百年来各种信仰、思潮的激荡和变迁，经过近30多年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度冲击，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化的宗教信仰，佛教的发展、佛法的弘扬，确实需要探索一条适应时代变迁的进路。进行这样探索的，不仅有少林寺。比如，台湾圣严法师创建的农禅寺，有禅训班、禅坐会等面向大众的弘法活动；辽宁海城大悲寺，僧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行脚，行脚途中托钵乞食，没有功德箱，每月两场佛事，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些，都应该说是当世佛教的多元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