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并非事先就有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也不仅仅着眼于摆脱经济和军事的困局，而是综合考虑了经济上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军事上实现“围魏救赵”的策略、政治上贯彻“向赣南发展”的指示、客观上以“出击赣南”比较可行等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和正确决策的结果，后来在客观上促成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中央苏区的形成。

　[关键词]红四军；柏露会议；出击赣南；东固会师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的率领下，从井冈山茨坪和小行洲出发，经遂川县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进军，开始了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历程。

　对于这一事件的原因，党史学界看法见仁见智。20世纪80年代之前，绝大部分的党史书籍或文章都认为，在1929年1月的柏露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在赣南、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决定以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持这一观点的有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和马齐彬等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等。此后，随着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下山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一者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红军的经济出路；二者是实行“围魏救赵”的军事策略，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持这一观点的有罗惠兰的《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下山目的浅探》、李孙强的《关于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下山的目的和任务的探讨》和黄书孟的《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理论意义》等。最近，笔者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出击赣南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原因，而是综合各种情况全面考虑和正确决策的结果，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上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其首要因素是经济上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言：“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宁冈，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井冈山地区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交通闭塞，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也有其致命的缺陷，即人烟稀少、耕地缺乏，“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1928年，由于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盲动冒险，井冈山根据地遭受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凭险据守”的思想，不主张分兵冒进及远离根据地去打游击。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凭险据守”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有充足的给养”，否则敌人只需封锁围困，根据地就会不攻自破。这种状况在根据地人员较少的时候还不明显，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红四军成立后，军政人员一下子增至1万余人（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5页。），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由于井冈山的物质生活极端困难，在该年8月出击湘南的过程中，湘南农军溃散了一部分，但红四军主力仍有5000余人。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5、70页。）及至1928年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800余人来到井冈山后，军队的给养问题更加突出。加上这年冬天异常严寒，连降大雪，更是雪上加霜。“四（个）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浓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时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二（个）月没有一文零用钱。”（《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7页。）

　根据地的物质生活已到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为此，“四军如果不出发解决经济问题，大多数的群众，有不能领导了的危险。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因此，在得悉敌人即将发动第三次“会剿”之际，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柏露会议，作出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主动出击赣南的决策，其首要因素就是突破敌人的封锁，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