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决定:“批准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发出以下电报：致鲍罗廷、加仑、罗易：我们建议罗易返回莫斯科。将派另一名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接替他。我们召回罗易是因为他违反了纪律。”

　莫斯科的调返令很快到来，罗易沮丧地钻进了北上的汽车，终于尝到了莽撞行为的后果。但罗易不是轻言失败的人，他虽然感到自己的行为不太慎重，但并不觉得有什么过错。事后罗易辩解说，他之所以把共产国际密件给汪精卫看，是为了向汪精卫表明，莫斯科过去保证全力支持你，现在仍然这样保证，以争取汪精卫的信任。罗易说道：“紧急时期需要的指示到来，但电报来得太迟了。那时汪精卫认为共产党背离了他，已经和右派进行了谈判，叫喊要以共产党员的鲜血去换取蒋介石的谅解。我想在这关键时刻，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去恢复对汪精卫的信任，我把莫斯科来的电报通知给他。”

　我们并不怀疑罗易在这个问题上的善意。但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善良的愿望有时会把人引向地狱。汪精卫正准备公开叛变革命，而苦于没有借口。罗易的泄密无形中帮了汪精卫一个大忙。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仑140余人的职务。

　6月10日，汪精卫、冯玉祥在郑州开会，达成了反共的默契。

　从6月中旬起，汪精卫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办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并“跑去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共产党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

　7月14日，汪精卫召集孙科、陈公博等举行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扩大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规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血腥的武汉“清共”随之到来。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不久，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

　罗易的泄密无形中成为“七一五”反革命“分共”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