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延安

　　1945年秋日本投降，滞留在苏联的不少中国同志陆续回国。我本来也想在1945年回国，但维世坚决要我等她同行。她因继续在戏剧学院的导演班学习，还须一个多学期才能结业。凭我们二人的患难交情，我不能不等她。况且我如果先走，她又不能挤出时间去挣一份工资，生活会困难的。于是我等了她大半年，于1946年我们申请回国。我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了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批准，决定我们9月回国。

　　在办回国手续的过程中，经常和联共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尼哥拉也夫联系。在办手续过程中，尼哥拉也夫告诉我们，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将带着三岁的女儿与我们同行。意思是要我们一路上照顾她。要知道当年从莫斯科去哈尔滨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没有直达火车，中途必须在赤塔转车，然后坐上一列去边境奥特波尔的车，经过边界的严格检查，登上窄轨的去满洲里的小火车，在满洲里再换乘去哈尔滨的车。到了满洲里，总算回到了祖国！李立三同志派了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来接他的妻子，我们一起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我们乘的那列火车根

　　本没有什么乘客，尽管宽敞，我们还是都挤在一间包厢里，我和维世睡上铺，李莎母女睡下面。一夜醒来，李立三的警卫员刘升送来许多食物，有烧鸡什么的。经过战争年代和战后一年食不果腹的日子，这些食物可真是想不到的美味。

　　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走了约二十来天。一路上我们和李莎交谈，此时才知道苏联的肃反有多么严酷、可怕，李莎的经历又是多么坎坷，也才知道在莫的中国人为什么听到李立三就感到不祥和恐惧。原来他曾被诬为日本间谍而被肃反机关监禁过。他们二人相识和结婚时李莎还很年轻，职业中学毕业，做过女工。是李立三鼓励她继续学习，她又进了外语学院。当时他在救国时报社工作。婚后他们仍住在原来的共产国际宿舍(即“留克斯”)的一间屋子里。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天夜里，内务部的人把他带走了。李莎也被从“留克斯”宿舍赶回了娘家。朋友们断绝了和她的往来，她所在的外语学院召开有党员参加的五百人的共青团员大会，要她表态，即和“人民公敌”李立三划清界限。她没有，她不相信李立三是敌人，结果被大会当场开除团籍，被迫交出团证。她仍不避嫌疑地打听李立三被关的处所，送去换洗衣物。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立三终于被释放出狱，回到李莎的娘家住下。又整整一年的时间，李立三去共产国际机关做检讨，写书面检查，整整一厚本材料都是李莎帮助他打字写成的。一年后李立三被共产国际开除中共党籍，找工作又历经周折，终于在苏联外文出版局找到了翻译工作的职位。至于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李立三选为中央委员的事，他们毫不知道。直至1946年元旦那天，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通知他去谈话，他们两口子还以为是要他去当中长铁路的翻译。当联共中央工作人员告知他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时，他为之愕然，因为自己已被开除出党。当时也不及细说，立即整装回国，半年多后就把患难与共的妻子接回中国。这像是一段传奇，却又是真实的故事。我和维世听了很感动，对李莎也顿时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