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蒙古边界留下的同志却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妥善安排。杨志成最苦，为了谋生，当过牧马人、仓库值夜班的，甚至乞讨。直到1945年德国投降后，他才辗转从中亚来到莫斯科。抵莫后他直奔高尔基街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共产国际这时虽然已解散，但许多外国政治侨民仍住在那里)。那天我正好在家，楼下传达室来电话说，你们的一个中国人来了，你下来认认吧。我立即下楼，在传达室看到杨“老太爷”时大吃一惊，他已瘦得脱了相，身穿一件破烂的外套，靠在桌边，头抬不起来，趴在桌上。立即同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在苏的政治侨民都归联共中央联络部管理)联系。这个单位还不错，马上安排杨志成住进“留克斯”，并解决他的供应和医疗问题。杨当初来苏时虽有病，但不太重，这时检查却发现增添了许多病症。

　　杨“老太爷”来莫后，从中亚又陆续来了不少同志。惟有冼星海，他是直接到苏联外文出版局的。这个单位有不少中国人做翻译，如李立三、张锡俦、陈昌浩等都是。恰巧那天我因事去外文出版局，见到冼星海。只见他一身是病，穿得褴褛不堪。他把外衣敞开给我看，衣服里子全破了。当时，李立三很热情地邀他回自己家去住。后来我和维世、特特(李富春、蔡畅之女)去看他。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李立三家。才知李立三根本没有房子，当时住在岳母家。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用书架隔成两边，一边是岳母和妻子李莎的嫂子、侄儿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带着两岁的女儿英男住。李立三让冼星海睡在床上，他和李莎打地铺。我们过去总听别人说李立三如何如何不好，犯了许多错误，这时不禁对他有些改观。他们很热情，连两岁的女儿英男也喜欢中国人。她当时还不识字，但却会顺着拿中文书。别人把一本中文书倒着递给她，她接过后又顺过来了，大家称奇不已。

　　后来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把冼星海同志送进医院，他已病得很重。组织上还为他在“留克斯”要了一间房子。这房子是他从中亚带来的犹太夫人住了。我和维世去医院看冼时，冼告诉我们，这位夫人是一所少儿音乐学校的校长，她欣赏冼的天才，自愿嫁他。冼向她一再表明自己在国内有妻子，将来回国后要和中国妻子团聚。她却表示没有关系，情愿在苏联这段时

　　间照顾他。来莫后，冼住进医院，而联络部却要为这位女士办许多事，如办户口，安排工作，办供给关系，等等。当时我们自己过着穷困的生活，她有时来借钱，我们没有，也得向同宿舍的伙伴借钱再给她。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个大房间，里面住了六七个人，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罗马利亚人、匈牙利人。其中一位西班牙妇女和我们很友好，她以替人织毛衣为生，借了钱给我们。那位犹太女士后来生活越过越好，独居一室，有很好的工作，冼星海去世后她还把持了冼的遗稿。冼星海眼见不能痊愈。我们去探视他时，他还满怀希望地向我们说，将来胜利了，要在中国的首都建一所白色大理石的音乐厅。在冬天一个凄冷阴沉的早晨，这位天才音乐家走了。苏联音乐界想为他出版遗稿，与那位遗孀交涉了一阵，结果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