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一同学习的还有贺子珍同志。她比我们早一些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生下一男孩。在八部时，孩子放在托儿所，她一边学习，一边课间喂奶。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只是一般喂养，终于夭折。贺子珍忍受着失子痛苦，照样坚持学习。她在长征中被国民党飞机轰炸受伤，背上留有不少弹片，在苏联治疗也未能取出。她长期患头疼，医治效果不明显。但她

　　学习认真，我们一起课堂讨论时，她和别的学员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和我辩论，我年幼气盛，不肯退让，她也指着我大声争辩。但是后来待我依然如旧，仍把我当晚辈。她性情直率、刚强。这也几乎是长征过来的女同志的共同性格。贺子珍同志忍辱负重的坚毅性格也是令我佩服的。

　　关于她的婚变的情况我们原来都一无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报，其中一段是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大意如此。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括贺子珍同志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流泪，没有悲诉。过了一段时间，她向其他红军中过来的女同志述说她的家庭生活经历。从他人的转述中，我只听到她的怀旧之情，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自己的尊严，默默咽下了苦水。

　　关于党校的男学员，他们中有些人令我感到长辈般的和蔼可亲，如杨志成。杨志成当时年龄其实不算太大，三十几岁，不过生得老相，被调皮的孙维世叫成“老太爷”，从此“老太爷”就成了他的绰号。“老太爷”学习很用功，上课有时笔记记不太全，便把我的借去对照，而我的字写得极潦草，他有时看不清，便请其他几个同志，如刘亚楼、谭家述帮忙猜。“老太爷”从来精神抖擞、愉快、乐观，他的病似乎也不难治，总的印象他是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不料这样一个人，在战时竟遭了大难。

　　后来，听许多学员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党校军事班杨志成等全体学员，加上汪名震、贺诚、李士英①、苏河清、苏丽华，以及袁牧之、冼星海(他们是中央派到苏联制作有关八路军的纪录片的)等人在林彪率领下赴蒙古，计划从蒙古进人中国，再回延安。不料蒋介石封锁了蒙古和中国之间的边界。这批人中只有李天佑和李士英成功地扮成蒙古牧民，骑马越过边界，回到了延安。林彪的行止则由中央公开向蒋介石通知，说明他是平型关一役中受伤而去苏联治疗的，并提起他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就是蒋介石的学生，要求蒋介石允许他回国并提供交通工具。蒋介石居然准了，派飞机去接他。林彪只带了一个贺诚以他的私人医生的名义启程，到新疆后又以各种名义带了几个同志一同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