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孙维世一下子成为好朋友

　　1939年下半年，周恩来同志因手臂骨折来苏联治疗。跟他同来的有邓颖超同志，他们的干女儿孙维世作为他的秘书也来了，还有一些需要治病的同志也随同乘飞机来了。

　　有一天，周恩来偕同邓颖超和孙维世来七部看望我们，给一向寂静的校园带来了兴奋和欢乐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一来，维世立即教我们大家唱延安流行的歌曲。学员中大部分人五音不全，但也都十分认真地学唱。最好笑的是刘亚楼同志，他一本正经地跟着大家唱，完全不顾什么调子，等于是大声背诵。至今我还记得他“背诵”的那首“月儿弯弯影儿长”的歌，一字不差，但只是大声背诵而已。维世后来每来一次，我们就有一次文娱活动。我十分喜欢她那活泼又诙谐的性格，第一次见面就邀她到我房间聊天。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人情况，觉得十分投缘，立即成了朋友。

　　1940年初，我在党校的学习即将结束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跟我谈了一次话。弼时同志指示，因为我年龄不大，党校学习结束后可继续留在苏联，多学点东西，不必急于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回国，还告诉我孙维世也将留下学习，我们二人将住在一起，我十分高兴。

　　1940年3月的一天，我从郊外去市里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和即将回国的周恩来等同志告别。当时，共产国际干部部的马尔特维诺夫也在座，恩来同志把我和维世当面托付给他，说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留在莫斯科生活、学习，请他照顾。马尔特维诺夫立即表示要关照我们，同时向恩来同志提出，要我们加入苏联国籍，以便日后在苏联人中间过组织生活。关于这点，我和维世以后并未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