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王明最初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激起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猜忌和愤怒。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和主张是欢欣鼓舞并主张将蒋介石交予人民公审，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当时，不仅国内有不少人主张将蒋介石杀掉，而且远在国外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也曾主张杀掉蒋介石，他在获悉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禁的消息后也非常激动，叫喊着要给国内发电报让国人杀掉蒋介石。他的这一态度立刻被知情者汇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听了汇报之后非常震怒，于12月14日深夜12点钟给季米特洛夫打来电话，质问道：“你的那个王明是个什么人？挑事的奸细？他居然要发电报毙了蒋介石！”季米特洛夫回答说他对此丝毫不知情。斯大林摔了电话：“我把电报找给你！”

斯大林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和愤怒，是因为当时他迫切需要一个各派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中国，需要一个能有效牵制、抵抗、消耗日军从而使日军无力入侵苏联，确保苏联安全的“挡箭牌”的中国，因而，主张杀掉蒋介石，自然就会激起斯大林的不满、猜忌乃至愤怒。

最后，陈云、任弼时、刘亚楼等人向共产国际客观地反映、汇报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有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从而促使莫斯科决定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遵义会议之后，为了让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认同遵义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对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所作的重大调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就派遣了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前往莫斯科汇报相关情况。陈云于同年9月抵达莫斯科，通过陈云的汇报及其带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莫斯科了解了一度失去联系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真实情况，并且对遵义会议及其所作出的决议和领导班子的变动情况表示了肯定。

1938年3月底，任弼时抵达莫斯科，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还向任弼时询问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和情况，任弼时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王明向中央争权、跟延安分庭抗礼的种种行径。任弼时所反映的情况有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从而避免了他们听信王明的一面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