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后，社会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群众的许多诉求都是利益诉求。政府应该看到这种诉求的正常性和日常性，并通过协商的方式平衡、法治的方式解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密切联系群众，离不开科学判断群众的诉求，真诚回应群众的质疑

毛泽东在陕北与农民交谈（资料图）

1941年，陕北延安打雷劈死了一个人，有个老农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追查，毛泽东立即阻止：“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事后，毛泽东让人调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才有这种气话，于是问题很快被纠正了过来。

重温这样一个故事，不只为了说明一种雅量，更想表明面对群众诉求的正确态度。这在“跨省追捕”事件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在有干部对上访群众要“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的语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反思近年来云南孟连、贵州瓮安等群体性事件，往往与群众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一些地方的群众之所以不断上访，也是由于有关部门“打太极”、“踢皮球”。说到底，是一些干部在面对群众诉求时出了问题，有的群众观念淡薄，不愿回应群众诉求；有的缺乏基层经验，不会回应群众诉求；有的明哲保身，不敢回应群众诉求；还有的丧失群众立场，漠视群众疾苦，侵害群众利益，成为群众的对立面。

于是我们看到，在贵州瓮安事件中，有干部感叹：“群众不和政府讲真话了”；在湖北十堰郭元荣事件中，对“女子卖身救父”的发帖，策划者称“维权须用怪招”；甚至出现了“不信法律、不信权力、只信媒体”，即所谓的“媒治”现象。这些无不在警示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离不开科学研判群众诉求，真诚回应群众质疑。现实中，有的地方误以为没有群众表达诉求，就天下太平；一旦有群众上访，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对群众诉求，要么保持畏惧，采取回避推诿的“鸵鸟政策”；要么简单粗暴，把群众诉求当成“不稳定因素”，甚至动用警力压制打击，结果只能是扬汤止沸。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社会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群众的许多诉求都是利益诉求。政府应该看到这种诉求的正当性和日常性，并通过协商的方式平衡、法治的方式解决，而不能采取“对手思维”，不能把上访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当稳控对象，不能把群众质疑不分是非黑白当敌对舆论，更不能靠手中的权力，对付群众的合理诉求，把本属于个别人的利益诉求，激化为群体性事件。

即便是发生群体性事件，面对群众的批评质疑，也不能一上来就急于撇清责任，对群众关切的话题却总是刻意回避；或者先入为主，认为群众“不明真相”，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否则，不仅会助长人们的“反面猜想”，也会失去反思“在先行为”的机会。正如周永康同志所言，有的地方之所以出现信访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不征求群众意见、听不进群众意见，甚至对群众意见采取压制的办法”。

去除面对群众诉求的“对手思维”，提高领导干部的“回应能力”，一方面需要消除“思想性隔膜”，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避免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以发展的艰难作为难以解决民生困苦的托词，以过高的利益诉求掩盖群众工作的不力，以舆论的炒作回避对工作过失坦诚的检讨。另一方面，也要打破“制度性迟钝”，从制度上建立群众表达的平台，加大群众评议的砝码，让群众不支持的项目立不了项、劳民伤财的事情开不了头、忤逆民意的干部上不了位。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坚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想问题、作决策、做工作都从群众利益出发，我们才能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主动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报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