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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扫除面对群众诉求的“对手思维”

发布时间:2011-01-25 07:35  来源:人民日报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社会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群众的许多诉求都是利益诉求。政府应该看到这种诉求的正常性和日常性,并通过协商的方式平衡、法治的方式解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密切联系群众,离不开科学判断群众的诉求,真诚回应群众的质疑

毛泽东在陕北与农民交谈(资料图)

1941年,陕北延安打雷劈死了一个人,有个老农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追查,毛泽东立即阻止:“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事后,毛泽东让人调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才有这种气话,于是问题很快被纠正了过来。

重温这样一个故事,不只为了说明一种雅量,更想表明面对群众诉求的正确态度。这在“跨省追捕”事件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在有干部对上访群众要“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的语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反思近年来云南孟连、贵州瓮安等群体性事件,往往与群众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一些地方的群众之所以不断上访,也是由于有关部门“打太极”、“踢皮球”。说到底,是一些干部在面对群众诉求时出了问题,有的群众观念淡薄,不愿回应群众诉求;有的缺乏基层经验,不会回应群众诉求;有的明哲保身,不敢回应群众诉求;还有的丧失群众立场,漠视群众疾苦,侵害群众利益,成为群众的对立面。

于是我们看到,在贵州瓮安事件中,有干部感叹:“群众不和政府讲真话了”;在湖北十堰郭元荣事件中,对“女子卖身救父”的发帖,策划者称“维权须用怪招”;甚至出现了“不信法律、不信权力、只信媒体”,即所谓的“媒治”现象。这些无不在警示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离不开科学研判群众诉求,真诚回应群众质疑。现实中,有的地方误以为没有群众表达诉求,就天下太平;一旦有群众上访,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对群众诉求,要么保持畏惧,采取回避推诿的“鸵鸟政策”;要么简单粗暴,把群众诉求当成“不稳定因素”,甚至动用警力压制打击,结果只能是扬汤止沸。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社会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群众的许多诉求都是利益诉求。政府应该看到这种诉求的正当性和日常性,并通过协商的方式平衡、法治的方式解决,而不能采取“对手思维”,不能把上访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当稳控对象,不能把群众质疑不分是非黑白当敌对舆论,更不能靠手中的权力,对付群众的合理诉求,把本属于个别人的利益诉求,激化为群体性事件。

即便是发生群体性事件,面对群众的批评质疑,也不能一上来就急于撇清责任,对群众关切的话题却总是刻意回避;或者先入为主,认为群众“不明真相”,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否则,不仅会助长人们的“反面猜想”,也会失去反思“在先行为”的机会。正如周永康同志所言,有的地方之所以出现信访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不征求群众意见、听不进群众意见,甚至对群众意见采取压制的办法”。

去除面对群众诉求的“对手思维”,提高领导干部的“回应能力”,一方面需要消除“思想性隔膜”,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避免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以发展的艰难作为难以解决民生困苦的托词,以过高的利益诉求掩盖群众工作的不力,以舆论的炒作回避对工作过失坦诚的检讨。另一方面,也要打破“制度性迟钝”,从制度上建立群众表达的平台,加大群众评议的砝码,让群众不支持的项目立不了项、劳民伤财的事情开不了头、忤逆民意的干部上不了位。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坚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想问题、作决策、做工作都从群众利益出发,我们才能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主动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报评论部)

 

(作者: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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