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拆十座桥，不破一桩婚”，在传统观念中，婚姻是“神圣”的，离婚是“难听”的，为追求爱情而离婚，是伤风败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破冰的年代，传统的婚姻观遭到了质疑与挑战，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争议的“成果”之一，是恩格斯关于婚姻的一句名言，即“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得到了极大的普及。稍后因同样原因“出名”的小说是《懒得离婚》（作者谌容，演员梁天的母亲），写一对无爱的夫妻，在社会偏见和各种现实问题的限制面前，只能维持着无爱的婚姻。小说被选入《新华文摘》，可见其影响力。

婚姻的“神圣”外衣，至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没被丢弃，离婚对当事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可以全然不忌讳周围“舆论”的事情。

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婚姻的“神圣性”已经土崩瓦解，被“工具性”所替代。据《法制日报》报道，随着各项楼市调控政策如二套房首付提高、三套房全面停贷、提高按揭利率、“限购令”的出台，民众为买房而规避政策，各种手段也应运而生，假离婚者增多，由假离婚引发的诉讼，已成为基层法院一大受案类型。

假离婚并非新创意，只是于今为烈。此前，旧房拆迁、孩子入学，更早的福利房分配，都曾在各地引发假离婚。“神圣”的婚姻，成了一件用来套取利益或规避损失的“马甲”，穿上或脱下，已经和羞耻心、羞耻感无关，仅仅跟房子或别的什么实物、实利有关。

延续几千年的婚姻“神圣性”，为什么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击破这“神圣性”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一言以蔽之：以政绩为最高诉求的执政行为。以“房子”为例，当房地产成为GDP最便捷、最肥沃的源泉时，各种政策措施都向其倾斜，比如“土地财政”，比如少建、慢建保障房，以一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把各种资金引向楼市，给其他产业的发展、民生需求造成困难，为买房而“假离婚”，仅仅是“政绩精子”受孕所形成的怪胎之一。

这种执政模式，在微观层面也不乏其例：需要你为“教育政绩”、“民生政绩”贴金的时候，民工子弟学校就是“先进”，让你上台领奖，看中你这块地的时候，你就是“非法”的，是“取缔”对象。要树创业典型时，唐福珍夫妇风光一时，有违章建筑也放你一马，要强拆时，“创业典型”不管用了。这种以GDP为诉求，以权力为主导的执政行为，一定是短视的，出尔反尔的，法律往往是缺席的。缺乏起码的诚信，让民众无所适从。

再看“假离婚”人群，无论其钱多钱少，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没有公权力可以私用，只有把“婚姻”当作一种资源来用，有公权力的人，不但不需要离婚就能分到超过居住需要的房子，还可以把手伸到市场里取得“房票”牟利——所谓的“市场经济”，其“特色”就是缺乏法制规范，给了权力充分施展能量的空间。

社会德性的培育，首先需要执政者、执政行为的诚信、恒定为示范与引导，以此鼓励、培育民间的道德土壤。当“公平”这一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时，富人也是没有安全感的，只有拼命增加财富来自求保障，这时，什么婚姻的“神圣”，什么羞耻心，等等，都顾不上了——婚姻就是这样沦为一件“马甲”的。三十年改革，只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精神信仰建设，没有道德底线，各种荒唐现象就层出不穷。

现在来回想那个以《爱，是不能忘记的》为标志的年代，恍兮惚兮如前朝旧事，近乎“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社会确实是发展了，但是“发展”就一定是进步——人的进步——吗？把婚姻“发展”成“马甲”后，“人”，将向何处发展？

“丈母娘抬高房价”的年代，实际上已经把恩格斯名言改成了“没有房子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但是，“房子”可以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尺度吗？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道德文化就这样轻易地被瓦解之后，十几亿人口还能以什么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我们的道德出路究竟在哪里？即使有一天每一个家庭都有了足够面积的住房，何处是安放内心的处所？（戎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