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梅汝璈早年留学美国，获法学博士学位。上世纪20年代末回国后，从事教学、写作、编译工作，并参与立法。1946年至1948年，在东京代表战胜国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参与者，先父的实践对于国际法中战争罪行原则的确立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的意义；其遗著中关于英美式审判程序规则的阐述和分析，在今天看来仍然独具价值。

除了维护国际正义、严惩战争罪犯的主张和行动，先父对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状况的观察与思考，也许同样值得今人重视。战后的日本，经济困窘，民生凋敝，固然是不争的事实，大量的官方文件（包括统计数字）和纪实报道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当时大多数人似乎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先父曾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虽然口口声声宣传地瘠人多，人口过剩，以为侵略他国的借口，但是看看他们的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这还是经过多年战争的情形，倘使国家不从事侵略，安分守己，军阀不拼命榨取他们，我想，日本农民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反观我国，那倒真是问题严重呢！

（1946年3月30日 星期六）

今天我觉着奇怪的是日本男女的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的而且红光满面。这与外国报纸所载，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粮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粮如何微少，领款限制如何严格，似乎有点不尽相符。假使那样的话，何以日人吃得会这样壮健，而且穿得也不坏，至少比我国一般人吃得穿得好——这是我脑筋里的疑团，我得研究。我想其中必有什么毛病。他们或许又在作伪宣传吧！

（1946年3月22日 星期五）

从1946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短短五十余日，先父日记便有十余处议及当时日本国民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他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国民已经从盟军占领所带来的惶悚、惊恐中解脱出来，举手投足皆镇定自若，且能够自觉地掩饰怨愤和屈辱，奋力恢复经济建设，整个社会的秩序日趋稳定。即使面对着美国占领军为庆祝“陆军节”而在闹市举行的火药味十足的武装游行，面对着飘扬的星条旗和隆隆碾过的重型装甲车，东京市民也并未表现出任何激动与不安。

表面上绝无仇视或轻视的表现。或许他们是正在“自哀不暇”，或许他们正在“卧薪尝胆”。盟国的朋友应该当心着。

先父早年并非日本问题专家，但基于这种较为细致的、超越专业局限的观察与分析，他能够体会到日本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某些矛盾，进而对美国推行的有关政策进行批评。倨傲与谦卑，凶残与柔顺，勤勉与享乐，夸富与装穷——这些看上去迥然不同的性格、作风，在日本国民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此种现象引起了先父的思考：

无论叫他们（日本侍者——笔者注）做什么，总是低声下气，惟命是从，而且总是笑容可掬，鞠躬而退。但是他们内心里是怎样想法，对战败的感想如何，对中国人的真正观念又如何，这些笑容后面的东西，我现在没有法子知道。

（1946年3月21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