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陈女士苦苦复习一年多参加研究生考试，到考场后才发现没带身份证，急忙给家人打电话，并通过下跪得以进入考场，但旋即被工作人员请出考室。家人携身份证火速赶到，陈女士飞奔到考点大门口拿到身份证。但等她再次来到考场前，工作人员挡住了她，因为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绝望之下，陈女士再次跪在考场大楼门前，但还是被拒之门外。（《华商报》1月16日）

评判这件憾事，仅指责考场方面不通人情并不公允。规则的权威就在于它的普适性，既然明文要求考生必须出具身份证且必须在开考后15分钟内入场，那就不能因为陈女士是大龄考生且跪下高贵的双膝，就法外开恩。不过，这一个案所折射出社会治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无论管理部门还是个人，都已对证件产生严重依赖，其背后是人际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危机。一旦失去证件，管理部门就变得冷酷无情，公民个体即使下跪也可能无法获得身份的确认。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公民持有证件最为繁复的国度。2008年央视春晚有个小品《开锁》，说一名男子的证件全被妻子锁在箱子里，妻子不在家，于是请开锁公司开锁，开锁公司索要证件，偏偏证件又统统锁在箱里。这名男子不得不砸开箱子，找出一大摞证件：出生证、学生证、毕业证、工作证、结婚证、独生子女证、绝育证、计划生育光荣证、粮油证、副食证、购油证、购煤证、自行车证、三轮车证、摩托车证、汽车驾驶证、下岗待业证、上岗培训证、公费医疗证、养老保险证、房产证、股权证、身份证。因为证件的缺失，这名男子的身份变得模糊，人际之间失去最起码的信任，其遭遇与被逐出考场的陈女士何其相似。

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已陷入信任危机，管理部门印制了各种类型的证件且出台了大量关于证件管理的规定。公民个人一旦离开证件，很可能寸步难行。管理部门则不厌其烦地印制各类证件，对公民的身份、权利、技术等级、从业资格予以确认。理论上，管理部门以证件为载体全面把握公民信息，有助于社会管理的精细化，也有助于人际之间的互信。但一方面真正需要的证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各种假证件层出不穷，街面上随处可见的“办证”小广告成为“城市牛皮癣”。假证泛滥与信任危机的扩散，成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