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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考研，36岁的陈女士在上班之余，苦苦复习了一年多，可15日上午她到考场后发现没带身份证，急忙给家人打电话，陈女士拿到身份证时，开考时间过了近半小时。陈女士两次跪在考场工作人员面前求进考场，但还是被拒考场之外。(1月16日《中国经济网》)

    “跪求”的新闻一出，可谓同情者众。“36岁女子考研忘带身份证，两次跪求进考场仍遭拒”的标题，本身就有一种情感倾向。这种情形，跟先前的一则新闻如出一辙。不久前，广东的杜先生开车撞伤摩托车司机，事后将伤者先行送医救治，交警因此认定他破坏了现场，需负全责。结果，杜先生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同情，而坚持原则的交警，却受到了道德层面的谴责。在道德与原则之间，在同情与冷静之间，围观的公众，很容易因为位处相似而心生同情，对于道德的评判多于制度的思考。

    如果按照过错原则，36岁女考生纯属咎由自取。专为考试却忘了带身份证，就跟出席会议忘了带出席证，跟临上战场忘了带武器一样，疏忽的代价就只得自我承担，而无法靠“一跪”来博取同情，最后靠“法外施恩”来补救。“跪”可以算一种补救措施，但却不一定有效。包括网友在内的围观者，希望用“跪”的可怜来达到一种情感上的威压，并形成道义上的谴责，这样的“自我道德标准”强加，其实是一种“情感滥用”。

    如果按照“法治”的原则，考场工作人员的做法，其实值得称道。法律不外乎人情，但人情的滥用就会导致规则的破坏，秩序的混乱。按照规定，考生要持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二者缺一不可，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这也是刚性的。假若每一个违规者，都希望靠一“跪”一“哭”来破坏规定，那规定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当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而言，我们或许可以畅想，有许多折中和变通的办法，比如可以让考生先考试；或者法外开恩让其在过时后再考，甚至还可以让其把浪费的时间补上来等等。但这样做的后果，于一个弱者而言，他或许因为道义上的多数认同，使其滥用职权的行为被掩盖；但如果对方是一个“我爸是李刚”式的人物，那其所面临的将是另一番景象。事实上，我们当前规则屡被破坏的关键，就在于手段太过灵活，让制度的原则性完全走形。

    对坚持原则和执行规则者，用道义去声讨，这本身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其实是一种道德乱套和情感滥用，折射的是公民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淡薄。原本，没带准考证不能进考场不能成为新闻，甚至“两度跪求”也不能成为新闻，真正要成为新闻的，当是网友事后的态度。

    “跪”，我们可以同情，但不应上升为道义的层面，否则，这本身就是一种“伪道德”。  堂吉伟德(职员) 原题：“两次跪求遭拒”,可同情但法不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