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老年生活报》，作者：黄禹康 

    农民“秘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毛泽东、刘少奇等高级领导干部，很难直接听到基层群众的声音了。了解下情全靠听汇报、看材料，常常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回乡度暑假。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秘书”，经常向他反映农村里的情况。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几位农民“秘书”，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喜事。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作为特邀“秘书”，定期向刘少奇反映情况。

    这4位农民“秘书”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安湖乡农会主席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邮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

    有去无回

    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1958年4月成敬常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迫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

    接连几封信发出之后，可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懒。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命都保不住，就死了这条心，不再写信了。

 　  回到家乡

    1961年5月，刘少奇回到他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第二天，就打听他的4位农民“秘书”。一见到成敬常，

    刘少奇吃了一惊。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同枯槁。他问:“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叫‘少陪’(当地的俗语:即告别人世)了!”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说:“不要那样悲观，水肿病能够治好!”

    因为是老朋友，刘少奇也责备他，说:“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说:“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难道都丢失了?《宪法》写得明白:公民的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堂堂的国家主席，他的通信自由也受到限制?刘少奇震怒了!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请他们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通信自由

    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李强找他们谈话，他们却不承认从邮电所拿走信件的事，同时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屁大的事”向上写信。这些基层干部分明是耍赖了!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

    5月8日，刘少奇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邮电所指证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乱，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农民“秘书”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