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最近（2004年3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双山回忆录》，其中有一节谈到当年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经费问题，作者王凡西早年献身革命，是著名的托派人物。1929年他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即在党内进行地下活动。他回忆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时，这样写道：

    “这里我必须谈一点当时共产党员的生活问题。以全部时间贡献给党工作的人，当然要由党供给生活费，这是中外的任何政党皆然的。列宁曾经特别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成功，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培养‘革命职业家’，这就是说，必须有一部分人用他们的全部时间，全部精力，去研究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认真从事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最看不起流行于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业余革命作风，这些人只把黄昏或星期日贡献给‘革命女神’，因而也只有在欢乐的宴会上，或谈笑的沙龙中，他们才用‘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的资格去吓唬吓唬高贵的太太们。他们不能，其实也不想去颠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多种原因之一，我们应该说是革命职业家的养成。”

    毫无疑问，周恩来就是这样的革命职业家。但他干革命的经费又从何而来呢？王凡西接着说：

    “在革命严重失败以后，重建起来的党机构拥有了为数不少的革命职业家。这种人数目之多，至少在城市里，那是甚至超过了未曾职业化的普通党员的。按照一般的组织办法，普通党员，即从事社会上普通职业的共产党员，应该缴纳党费，以此去维持那些用全部时间干党的工作的革命职业家。但因为党费收入太微，而革命职业家的维持费又太大，巨大的不敷之数，从来靠联共党的帮助。”

    对此，王坦然地说：

    “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这种捐助生动地表示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授者与受者都极应当。”（见该书第124-125页）

    【附录二】：

    既然革命是要花经费的，经费又来自苏共，那么，苏共给中共输入经费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2004年第四期《社会科学论坛》有研究文章《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作者杨奎松。此文以档案资料说话，大致梳理了中共从其诞生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体这一时间段，苏共的援助情况和中共的使用情况以及这期间出现的波折，读来饶有意味。其中有涉及周恩来处。摘录如下：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8月间分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保证经费问题一定得到圆满解决。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压力，皮亚特尼茨基明确承诺：‘今年共产国际驻上海全权代表将给中共支付一切旧债，从4月份起中共每月将领到金币。’周恩来提出应把款直接汇给中共中央。”“然而事实上，当周恩来于8月下旬回到上海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周回国后马上就向共产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说明了上述情况，没想到马克斯告诉周说：经费没有给够，这是事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此不能不再度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进行投诉。在信中告诉他们称：‘……我们恳请共产国际立即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并电告我们。再说一遍，先要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拖欠的旧款。然后每个月再给我们补1万美元，记在我们没有收够的经费账目下（总共拖欠的旧款等于179 700中国元，即52 800美元）。”

    “中共中央的这些抱怨，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深表同情。它于10月下旬接连致信皮亚特尼茨基指责马克斯：‘财政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造成了党、共青团甚至工会整个工作的混乱。’甚至使远东局的工作也处于瘫痪状态。周恩来——这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如今也变得焦躁不安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们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说：请出版报纸、呼吁书，请派人到苏区去，请组织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用来招待来上海办事的人。我们失去了许多人（如在汉口的军事工作者），只是因为没有钱租用住宅。’”

    …………

    “马克斯被调离后，中共得到共产国际的拨款变得顺利多了。尽管共产国际依旧没有增加对中共的经费，仍旧是每个月1.5万美元，但再也不用墨西哥元付款了，中共中央也用不着几天一次跑去领取那些小额现金支票了。”（见该期刊物第18-20页）

    以上摘录仅仅是1930年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