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集中力量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诸多治理对象中，公车滥用问题被媒体突出报道。

一直以来，由于预算报告体系设计笼统、民众知情权与监督权弱化等因素的存在，财政开支状况长期成为行政部门的“隐私”。一方面，行政部门高喊缺钱，各地方政府融资债台高筑；另一方面，以公车为代表的“三公”消费却广遭诟病。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对公车等公共消费建立起公开透明的财政支出标准，“车轮上的腐败”才能得到治理。

当下，公车不仅有名副其实的“公务使用车”之职，还经常被既定领导与司机私用。而且，在部分“官本位”思想严重的人士看来，公车还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品。而公车监管制度总体弱化，更助长其沦为官场腐败的重灾区。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至2000亿元，占到财政支出6%至12%左右，而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用途的开支仅占1/3。在地方政府事权大于财权的现实背景下，地方公共产品的构建与维护资金本就捉襟见肘，公车的奢靡使用严重挤占了公共资源。更为关键的是，“公务车”所有费用开支全部来自于财政资金，并最终由纳税人埋单，公车滥用是对广大纳税人权益的漠视。可见，公车使用制度亟待进行体制改革。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公车改革已经试水，并探索出了诸如公车货币化、公车集中管理以及两者相结合等模式。如，江苏吴江率先给全市公车安装上了GPS监控。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由地方政府主动采取的自我监管举措，并未获得公众广泛认同，甚至被媒体认为是行政部门自编自演的“秀”。自我监管遇冷，是因公众很难对行政部门的自我描述给予客观褒贬，其中根源在于公开数据严重不透明。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等决算报告设计较为笼统，相关费用在经济建设支出、文化建设支出、机关事业经费支出等大框架下列支，在此情况下根本无法对公务车滥用形成有效监管，纳税人的外部监管被虚化。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行政部门普遍选择了上收决策权限、透明公车预算等方式提高公车使用的公平与效率。美国的公车购置、维护、修理等费用均被纳入政府当年的预算管理，须经同级议会批准才能成行，批准后由总务局统一采购。法国公车购买预算须在年度预算中提出，经由各省代表参加的“国有汽车购置委员会”进行预审。预算批准后，再由代表国家的“国家购置集团联合会”统一从市场上购买，然后转卖给使用单位。相形之下，我国只有开展一场自上而下、由外及内、信息透明、全国统一的制度革新，公车使用的积弊才能受到根本抑制。就此而言，政治局会议强调公车专项治理迈出了上收监管权的第一步，后续配套工作仍需尽早推进。体制内监管与外部公众监督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大成效。这其中，预算制度公开透明化改革首当其冲。（马红漫，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