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与新闻发布制度密切关联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党的历史上，新闻发言人制度虽不多见，但确实在特定时期存在过，它的存在是对新闻发布制度的一种创新和健全。鉴于当时的特定形势，党的新闻发布被赋予了较多的历史性的政治任务，使得新闻的发布既是一种政治宣传，也是一种外交斗争，更是一种统战形式，特别是在抗战到建立新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时期，其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鲜活，实为党的新闻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1、约见、交谈、专访型新闻发布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发布形式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了灵活的方式。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许多西方国家记者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约见、交谈、专访等成了重要的新闻发布形式，成为党团结进步力量、开展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欢迎外国记者访问解放区。抗战爆发前后，史沫特莱、斯诺、卡尔逊等先后访问延安，史沫特莱的《打回老家去》、《中国在抗战中》，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以及斯诺及其夫人1936、1937、1939年的延安之行成就的大作《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都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成为西方认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经典读本。这些外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访谈成了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红色根据地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延安以外，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办事处的作用有效地进行新闻发布。在香港、重庆等地，办事处人员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周恩来等时常约谈外国记者。1940年12月，斯特朗途经重庆，周恩来同她谈了几个晚上，把一些材料交给她，并嘱托，“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廖承志分别约见了白修德、斯诺等人，向他们澄清了事情的真相。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文章详尽地陈述了事实，说明了真相。斯特朗也收到了“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的信件(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民国档案》1988—2)，之后斯特朗分别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2、新闻发言人制度下的新闻发布

    现在的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布信息的一种常态。然而，追溯历史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抗战期间就把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对外宣传的一项有力的武器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就是重要的新闻发布源。各国记者、媒体都把目光汇集于此。据《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所载：“抗战期间，母亲随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母亲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这里，她将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此时周恩来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我们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外事组的同事们以逻辑严密、真实可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观点。”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期，国民党政府举办过不定期的新闻发布活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推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廖承志、范长江、陈家康、梅益等成为党的早期的新闻发言人。

    3、特别署名式发言人的新闻发布

    特别署名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被党的领袖毛泽东多次运用。1945年3月8日毛泽东就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了评王世杰谈话。在抗战胜利后，新华社报道中更多使用了“发言人”的称谓。比如，1945年11月5日新华社播发的《国民党进攻的真相》，就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的谈话;1949年1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1949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的消息。以上都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进行的新闻发布，这种特别署名式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以其特有的权威性和魅力吸引着人们的广泛关注。

    由上可以看出，我们党的新闻发布形式是一个逐步走向规范化、正规化、制度化、公开化的历史进程。党的历史上的新闻发布形式给我们现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以重要的启示。

    第一，新闻发布既是一种制度规范的体现，也是一种境界的展示。新闻发布活动创造的不仅仅是一种新鲜的制度，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真理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新闻发布的具体制度体现出来的，但它又完全契合了制度本身所需要激发的人的积极性，通过党的活动把工作做到了对方的心里，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流，也可以说是做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这才是制度本身成功运转以后获得升华的一个典型表现。

    第二，新闻发布的关键是要建立畅通真实的信息交流渠道。党的历史上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各种特别署名发言人形式之所以影响巨大、深受关注，就是因为党的这种新的宣传方式大大拉近了长期被国民党封锁的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把党的政策和主张以新闻传播的方式宣传出去。首先，它具备了新闻信息的权威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等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署名发表评论，就重大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其意义不言而喻，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另一方面，不仅党的新闻发言人自身的职位高、素质强，而且发布的信息也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其次，还具备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刘少奇曾告诫新闻工作者：“你们的报道必须真实，不要加油添醋，不要戴有色眼镜。”(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真实的信息是培养实事求是的读者群的基本要求，也是团结运用各种有利因素的重要方式方法。最后，打通了与媒体、大众的沟通渠道。党早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一种创造，是构建在国内外记者、宣传机构与党之间的一个通道，党运用这个通道有效地达到了宣传自己、揭露敌人、团结群众、赢得民心的目的。

    (罗忠敏 刘汉峰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