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足以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那就是卫国战争。当时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苏联，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十分险恶。苏联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实力，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打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如果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一无是处，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试问苏联怎么能够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呢？那还不是一攻就垮了？
应该承认，彭真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有深切体会的。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任务，对此我们毫无经验，解放初期基本上是照搬苏联。但搞了一段，发现苏联模式也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本身也揭露了许多缺点和弊病。毛泽东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此发轫的。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照搬苏联的情况下，这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也是振聋发聩的。但是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捍卫十月革命道路，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这体现在我们为批评赫鲁晓夫而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中。《一论》、《再论》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详细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所犯错误，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来说，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的确，斯大林的错误给苏联造成了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社会主义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时，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功绩和错误。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他的错误和他的功绩相比，只属于第二位。毛泽东明确指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成为我们同赫鲁晓夫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彭真同志在毛泽东领导下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到晚年，他仍坚持这一评价：“斯大林七成还是七成”。
顺便说一下，过了40年，在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的形势下，我们党重申《一论》、《再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指出：历史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我们党至今仍坚持斯大林“功大于过”这一基本评价。
有人列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弊病，如经济上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僵化，效率不高；政治上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民族问题处置不当，伤害了民族感情；党的建设没有抓好，存在腐败问题，等等。罗列起来是很多的，有的还十分严重。这些都是事实，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教训。但是，不能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就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必须全面地观察和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曾经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②
怎样才能科学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一段重大的历史时期呢？必须抓住能够反映事情本质的基本事实。丘吉尔在评价斯大林时曾经说过，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看他接手时国家是什么样子，而他离开时国家又是什么样子。斯大林接手时苏联是一个马拉犁的落后的农业国，而当他离开时，苏联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丘吉尔是共产主义的死对头，但他对斯大林的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也应该采取这种方法。我们不来详细叙述苏联各方面的成就，也不来罗列各种弊端。这类材料俯拾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既有成绩又有缺点，关键是哪一方面是主流，哪一方面是支流，综合起来又该怎样评价。
有一件事足以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那就是卫国战争。当时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苏联，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十分险恶。苏联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实力，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打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如果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一无是处，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试问苏联怎么能够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呢？那还不是一攻就垮了？
我们国内有少数人的看法就同俄罗斯的新生资产阶级一样。例如，有人说，苏联演变好得很，它“摆脱了历史的迷误”，“走上了世界文明的正道”，是“历史的进步”。他们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崇拜者，他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是，只要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了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好的，就做对了，就应该肯定和赞扬。有一次我到一个学校的马列部参加座谈会，谈到苏联演变问题，有一位教师引用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说，苏联演变以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确实下降了，政局不那么稳定，国际地位也降低了，然而俄罗斯实行了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制度，实现了民主、自由，无论花了多大的代价，这都是值得的，那只是“转型的成本”。他对俄罗斯的情景作了一番十分美妙的描述：一人一票，可以民主地选举领导人；言论自由，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实行私有制，只要有本事，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等等，认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这种唯西方制度是好的观点着实令人吃惊，但的确是一部分人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