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深入

　　她取道香港入台

　　送回绝密军事情报

　　1948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加速崩溃，香港成为双方角力的重要战场。当年深秋，朱枫被中共华东局派赴香港，表面是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实则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

　　1945年春，朱枫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加速崩溃，香港成为双方角力的重要战场。当年深秋，朱枫被中共华东局派赴香港，表面是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实则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

　　1949年9月24日，在写给朱晓光的信中，朱枫明确表达了对六天后就要举行开国大典的红色首都的向往：“多么有趣的地方啊！我也遥想着，只是不能去，想想而已。”

　　11月4日，朱枫又在给晓光的信中吐露自己的心情：“今日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寄给我的，毫不怅怅。我知道你一定以为我也许走了。就不必再写了。好吧，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再见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朱枫以两月为期，乐观地估计自己在旧历新年前能够与家人团聚。这段时期，在香港的朱枫除了积极为赴台完成任务准备、熟记未来通讯联络中使用的隐语外，心思已经飞往北方。

　　1949年11月25日清晨，在维多利亚港的天星码头，合众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为朱枫送行。“临别之际，她微笑着，有点激动，我只以为她怀着回沪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却没有理解这是一个深入虎穴，冒死出征的战士的壮烈情怀。”友人林如云在怀念文章中记载。

　　1949年11月27日，朱枫抵达基隆港，阿菊(阿菊为她前夫的女儿)和丈夫一起来迎接这位妈妈，虽然不是亲生，但阿菊和朱枫母女俩关系很要好。朱枫对阿菊说：“这次来主要是看你们和小宝宝，也有一点生意上的事情需要联络。因为上海那边的公司急着调我回去，过大年前是一定要走的。”

　　“而此时岛内形势已相当严峻，”冯亦同介绍：国民党派出大批特务、军警和情治人员，加紧了对全社会的监控和管制，四处侦查和搜捕地下党人和异己分子。

　　很快，朱枫和中国共产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最高领导人蔡孝乾(化名“老郑”)联系上，并经其安排最终和吴石将军接上头。

　　从此，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钟，朱枫都到吴公馆去，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

　　到了第二天，周日上午10时，朱枫准时在建昌行跟“老郑”接头，把书面材料交到蔡孝乾手中，同时将吴石口述的一些重要信息告诉他，同时也听取这位“台工委”负责人通报最近的情况。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那些绝密的军事情报通过地下党安排的交通渠道送回香港和大陆。　　

　　正准备返回时

　　战友变节供出她

　　被捕后四次吞金

　　法庭上,朱枫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她毫无关系。

　　朱枫甚至都作了离台返回的准备，在她写给上海同乡好友的一封信中，她说将在月内返家，“望顺告小女及晓妹，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封信中，朱枫留下的签名是正气十足、从未使用过的“威凤”二字。转眼间元旦已过，就在朱枫即将完成特派员的任务，喜悦而又渴盼地计算着归期的时候，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蔡孝乾的被捕和变节，被出卖的朱枫很快被国民党抓获。之前已闻知风声的朱枫虽经吴石将军安排，已经逃到了老家镇海对面的舟山群岛上，但因为无船渡海，朱枫还是没能逃过抓捕。“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就在烟波迷茫的对岸，你可以想象她被捕前每天望眼欲穿和夜夜梦回的煎熬。”冯亦同介绍。

　　被捕后，朱枫决意寻死。1950年2月26日，在看守所内，朱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这位刚强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热水吞下。吞金之痛人们可以想象，次日被看守发现时朱枫已经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寻死，国民党不敢怠慢，直接派飞机把她送往台北医院。

　　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最高当局授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最后宣判，除了吴石、朱枫外，还有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这就是当年轰动台湾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角”。

　　法庭上的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只见她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她毫无关系。

　　牺牲一年后，1951年7月，上海市政府追认朱枫为烈士。　本报记者 谷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