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文革”波及香港，酿成了“六七风暴”（又称“六七暴动”、“反英抗暴斗争”）。由5月6日，工人自发的静坐罢工开始，到左派工会介入，号召各行各业工人起来声援。5月10日，金庸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香港尽管有它一千个不好，一万种不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住下来了，不想走了。”5月11日他在社评中强调工潮不要涉及政治。当天下午，工人、学生及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语录》举行游行示威。港府为了防止工人大规模聚集，出动大批军警，最后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不少工人遭到拘捕。到5月14日，共有400人被捕。金庸在这一天的社评中呼吁居民“力持镇定，共度难关”。

　　从5月16日起，香港左派发动各新闻单位、工厂、学校、电影公司和其他中资机构的干部群众，到港督府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勒令港英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中国工人、居民，并向全港中国同胞赔礼道歉。5月17日，金庸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社评。

　　5月16日到20日，每天都有几千学生、工人和干部到港督府前示威游行，成立了“香港各界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从5月18日起，金庸连续发表了大量社评：《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国的香港政策》、《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面对“五月事件”，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他完全是站在港府一边，支持他们的政策。所以，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漫天飞来，他面对的是左派四面八方的诅咒、辱骂。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还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汉奸”，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有照片，有文字，图文并茂，引起很多市民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