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您好！在阅读党史书籍时，我常看到“托派”一词，而且发现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及刘仁静等与“中国托派”有某种关系。我还注意到，有的文章在提到“托派”的思想倾向时还将其视为“极左”思维。那么，“中国托派”究竟是什么组织或派别？陈独秀与“中国托派”有怎样联系呢？能否请有关专家给解答一下？

　　北京市朝阳区读者 王添翼 2010.11.8

　　本刊约请中央党校党史部祝彦教授作答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中国托派”是怎么形成的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点1926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一次集会上说得很明白: “同志们，这应该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第1-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

　　当年被遣送回国的人出国前都是中共党内的干部，有的还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比如梁干乔出国前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区芳曾任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史唐在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机要秘书，宋逢春曾任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发行人。他们被遣送回国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党内组织呈混乱状态之际，因此，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并安排了工作。但是，他们之间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1928年12月，这些人终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其他人各负责华南、华北、江浙等区，并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为了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这样一来，中共党内就有了第一个托派组织，标志着托派在中国的形成。此后，从“我们的话派”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员分别成立了托派的另外组织——1930年1月1日由刘仁静牵头组织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赵济等人组织的“战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在中国一共有了4个托派组织。到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前后，党员约有500名。

　　二、陈独秀等人如何走上“托派”道路

　　“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

　　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梁干乔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

　　第三种是受“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托派组织。比如中共一些基层支部的负责人，由于受到当时“左”倾错误的某种不公正对待，又不满于自己的处境，于是就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队伍。但是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因此当托派组织和“老头子”（指陈独秀）没有给自己适当的职务的时候，就叛变了。马玉夫是这类人的代表。

　　第四种是陈独秀本人。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来讲，陈独秀走上托派之路是“被托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陈独秀的理论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没有相同之处，两者是相悖的。陈持“二次革命论”，托氏主张“一次革命”，二者南辕北辙。陈独秀之所以投入托氏主义：一是因为在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公正处理后，托洛茨基则表扬肯定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并认为他不是机会主义者。托氏的话无疑令被人落井下石的陈独秀十分感动，在感情上就倒向了托派。二是当时“左”倾中央在解决陈独秀问题时粗暴无礼的态度，使陈独秀十分气愤。1929年11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一方面是令人感激的称赞肯定，另一方面是令人愤怒的排挤打击，这样一来，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也走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实际上，根据郑超麟的回忆，在是否接受托氏主义的时候，“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这种理性与感情的矛盾选择，导致晚年陈独秀与托派集团的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