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专配用车，为12名昆明韩家湾村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他们到云南省政协上访，反映问题。他为民请命的事在网络传播后，被赞为“最可爱官员”。但此举遭到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责怪，杨维骏回应说，“我为什么不能以退休干部身份为群众反映问题？”（12月21日《新京报》）

　杨维骏老先生之所以作出在当下官场极为罕见的“壮举”，主要是出于恻隐之心，拿他的话说，就是觉得“失地农民太可怜”。报道说，这些农民耕地被征用，房屋被拆除，但征地款没拿到手，冬天到了，安置房也没着落，他们不断到省、市、区反映问题，却被踢皮球，事情毫无进展。

　放在这个背景下比较，无疑凸显杨维骏的古道热肠，但必须看到的是，虽然杨维骏是副部级退休官员，毕竟赋闲多年，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待遇帮助农民获得上访的机会，但手中无权的现实导致尴尬局面：在云南省政协、云南省国土厅等处，杨老先生也遭遇一个个软钉子，甚至连云南省政协小小的处长也敢贬斥他。最后云南国土厅一副厅长虽来电承诺马上成立调查组了解情况，但能调查出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手握公权，有能力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官员们，却集体选择回避，搪塞，推托；而为农民权益热心奔走的杨老先生们，却没有行政资源，他们有的只是作为退休官员的良心。如此充满反讽的悖论，可以说是不少地方官场的真实生态。

　有论者说，退休高官“公车上访”很天真，不应该成为农民维权的常态。这是正确的废话，谁都知道公民维权应该循正常渠道而为，但当这些农民穷尽一切正常上访渠道却一无所得时，除了“公车上访”这种另类维权途径，他们还能指望什么？甚至可以这么说，想必杨维骏也知“公车上访”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其意义在于引起媒体关注，给当地部门施加舆论压力，让他们动起来。

　对退休高官“公车上访”的争论还在持续，但有一点无法否定：杨维骏在这事件中体现出来的正义感和体恤民生疾苦的官员伦理。而这些，正是当下地方官场所缺乏的，也是类似拆迁矛盾日益尖锐的症结所在。拿杨维骏的话，就是“许多官员只唯上、只唯权、只唯钱、只唯政绩，却忘了群众是衣食父母这个根本”。“天真”的杨老先生一针见血点出顽疾，不知当地当权者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