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钞票！先印法币，后印金圆券

　　打仗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计划3-6个月剿灭“共匪”。可是事与愿违，内战打了2年，仍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反而逐渐处于被动。军费高居不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由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仅有25000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内战打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已然是处处被动，战场的失利，使政府的信用濒临破产。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有的造纸厂干脆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比用其他纸成本还低。

　　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7月29日，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王云五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以图重整经济，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通过币改方案，发行金圆券。

　　金圆券的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蒋经国一个个地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手下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 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这些强硬的行政手段，虽然一时奏效，但却非长久之计。国民政府中那些喝了洋墨水的经济学家早就看出其中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当时随蒋经国、熊式辉等在东北行辕视察的时候，政府官僚还用的是一套汉代桑弘羊的平准盐铁的法子恢复经济，他当时感到触目惊心。果然，上海物价并没有因为蒋太子的雷霆手段而真正得到控制。

　　法币、金圆券下的人民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为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83万元法币，可买23袋面粉。可是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国统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反而相当一个清洁工的水平。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政府，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够买5袋面粉。

　　1948年9月币制改革后，政府规定：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元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元，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米价每斤金圆券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表面上看物价还可以接受，可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人们只能在黑市高价购买生活用品。由于国民经济没有恢复，战场局势每况愈下，再加上蒋经国上海“打老虎”行动不了了之，人民对政府残存的最后一点信心也顷刻瓦解。物价刚刚稳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涨。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6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中共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中共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中共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如果说北平天津地区因为战事紧张而物资奇缺的话，作为大后方的杭州也好不到哪里去。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他在日记中记载： “1月4日，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 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1947年9月北大的教授宿舍“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

　　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5000元涨到11500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人们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