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12月5日《西安晚报》)。

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对“弱势群体”的调查，倒不如说是对“弱势感”的调查。也就是说，在调查时称自己是“弱势群体”的被调查者，并不一定就真的是“弱势群体”，或者说并不总是“弱势群体”。这样看来，这一调查结果只是一个相对结论，只是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有些看起来不那么弱势的群体也有强烈的“弱势感”，如果把所有群体放在一起比较，这些群体就不可能表现出来那么强烈的“弱势感”了。

虽然调查结果并非十分科学，但并不意味着这一调查没有任何价值。这一调查最引人注意的当属有近一半为党政干部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官员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应该说，官员由此而产生的“弱势感”是必须的，如果官员面对监督和问责都没有“弱势感”，说明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不过，这种“弱势感”并不一定是因为权力受到充分的制约，因为一个真正能够对权力形成有效监督的体制，能够让官员产生的不是“弱势感”，而是“敬畏感”。也就是说，只要官员敬畏制度，自己就不会感觉弱势。这样看，在某种意义上，官员的“弱势感”是一种由于缺乏稳定预期的“恐惧感”。比如说，同样的一句话，如果在系统内说一说、讲一讲，可能会受到赞赏甚至鼓励，可一旦被公开曝光，自己就有可能被免职被问责，类似的例子有很多。

这种由于对规则的不可预期性而产生的“弱势感”，甚至有些时候在官员群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如果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规范，官员只需要对上负责而不用对下负责，说明其不是在对一个制度负责，而有可能是对某个人负责。这也是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现象的原因。

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语境下，我们固然可以指责一些官员的唯上是从，但他们何尝不是这种制度的牺牲品，政绩的标准可能随时变化、仕途与个人的勤勉有时相去甚远，因对未来稳定预期性不够所导致的“弱势感”，也是不少官员“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迷信情结的原因之一。

而且，一个时常都有“弱势感”的群体，一旦自己处于强势地位时，就会把这种强势地位发挥得淋漓尽致，来作为对自己“弱势感”的补偿，这就是一些对上有“弱势感”的人，在掌握公权力或者说占据强势地位之后，不是尽可能地推动制度完善，从而消除所有人的“弱势感”，而是屡屡让下属产生“弱势感”的根源。受“弱势感”所害的当事人，在感受到“弱势”之后，不是去努力消除“弱势感”，而是希望自己跻身强势阶层，或者凭借自己现有的资源，来补偿或者转嫁自己的“弱势感”，“弱势感”就这样在传递中扩大和蔓延。

所有的“弱势感”都来自对不可预期的恐惧，这是一种绝对的“弱势感”，而与其他群体的比较只是一种相对“弱势感”。当我们对制度对未来普遍缺乏稳定的可预期性时，每个人都会有挥之不去的“弱势感”。(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