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柏林的洛特老人时，我认真地参观过他家的小独楼，原因是在战争结束后曾经有一个班的苏军士兵在这座小楼里住过。小楼有3层，一楼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是客厅加书房，三楼是卧室。当年，那一群俄国人就住在二楼，洛特一家人住在三楼。

    洛特说：“当时一共有9名苏军列兵和1个下士班长住在我家，其中有一个是伤员，天天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那个班长一个人睡在二楼的书房里。柏林的战斗结束后，很多苏联军人都住在德国老百姓家里。他们不愿意去住大楼房，觉得住户太多不好控制，最喜欢住我们家这样的独户小楼。那时，谁家住进什么样的俄国人，房东没有选择权，全看自己的运气了。我家的邻居就比较幸运，住进去了一个少校带一个勤务兵，两个人不闹事，也很安静。可我们家算是倒霉透顶了，一家伙住进来了10个大兵，其中还有伤兵。

    “在这群俄国人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哥哥险些就被他们抓走‘处理’了。哥哥当时22岁，这个岁数的德国男子在战争结束时还能不残不伤地留在家里是很难想象的。俄国人坚信他是德国兵，一定要把他带走。哥哥分辩说自己是话剧演员，俄国人听不懂，还是要捆他，最后哥哥忽然想起了‘艺术家（Artist）’这个词。那个下士班长听懂了，便表现出了几分敬佩之意，但他还是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就让我哥哥弹奏一曲钢琴给他们听听。我哥哥的钢琴水平比我强3倍！您想，我当时的钢琴水平都已经能够进柏林电台去演奏了，他能差吗？他弹奏了一首美国舞曲，是他在战前学会的。俄国人听完后确信了他的身份。这下他有事做了，下士班长命令他给那个伤兵演奏钢琴，没有命令不能停止。这样，哥哥用他的钢琴演奏连续慰劳那个大胡子伤兵达4个小时，他后来常和别人说，这是他这一辈子弹得最长的一次钢琴。

    “那时苏军在柏林全城到处强奸妇女，从10多岁的小女孩到70多岁的老奶奶都不放过。我妈妈当时已经是52岁的老太太了，但面对住在自己家里这10个俄国大兵，她也必须要有保护自己的万全之策。您能想象她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吗？她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不修边幅，脾气暴躁，永远都在唠唠叨叨的老主妇。您看见我家二楼客厅的那个手工雕刻的老橱柜了吧？有一次，苏军的伙夫把一盆满满的菜汤放在橱柜的顶上，溢出来的油水滴了一柜子。你猜我妈妈怎么办？她揪住那个伙夫就骂，一个下午没有停嘴。这样一个多事难缠的老大娘不是很容易让那些俄国小伙子联想起从小到大一直在管教自己的老家长吗？对这样的老大妈他们避之惟恐不及，对其产生性要求就更谈不上了。我妈妈的这一自我保护方法很成功。

    “但是麻烦并不是没有。俄国人住进我家一个月后，有一天一个士兵用刚刚学会的德语对我哥哥说：‘你，去找姑娘来。’很明显，他认为哥哥以他演员的身份必定会和很多女孩子交往。哥哥说他不认识什么女孩子，苏兵拍拍枪说：‘去找！’哥哥出去后就没敢再回来，他在朋友家一直躲到美军接管了我们居住的坦波豪夫区。按四大战胜国的约定，柏林由4国共管，我们家这个区被划进了美军的管辖范围。美国人也不怎么文明，但毕竟是有文化的军队，军纪比苏军要好得多。他们不住在市民家里，而是住在坦波豪夫机场。”

    谈到苏军在柏林的军纪情况时，洛特告诉我：“俄国人违反军纪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群体行为。他们最喜欢抢的东西就是手表，因为德国手表对这些来自东方的穷苦农牧民来说确实是以前只能在梦中能见到的奢侈品。我亲眼见过俄国大兵一人的手臂上戴着十多块手表。他们叫手表是‘乌利’。”

    现住麦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迈尔老太太第一次面对苏军士兵的时候年仅20岁，是在她跟随一群难民从家乡布吕绍向西逃亡的路上。

    她回忆道：“追上我们的队伍的第一批苏军是坦克兵，这些士兵挺富有人情味。他们告诉我们要及早藏身，后续部队可能会对我们不利，然后他们留下几个面包就继续前进了。很快，我们就和后面跟进的苏军步兵遭遇了。那些士兵来自苏联西亚地区，面孔具有东方黄种人的特征。他们冲进难民的队伍，开始劫掠财产。我们的首饰要摘下来，皮靴要脱下来，最受欢迎的还是手表，必须全部交出。夜色降临后，强奸行为开始蔓延，到处是女人的哭喊声。一个穿皮上衣的苏军政委模样的人向我扑来，被我的父亲拦住。结果那个家伙一拳打掉了父亲的两颗门牙……

    “在继续西进的路上，后面的苏军源源不断地赶到。一队新来的苏军截住了我们，并命令男女分别站在两处，说要在几分钟内处死所有的人。然后就见一个拿手枪的俄国人突然叫道：‘乌利，三块乌利。’他说的是手表。大家立刻明白了，现在能救命的只有手表。但此时多数人已经被劫掠一空，再也没有手表了。这时，我轻轻掏出了一块一直藏在内衣里的金表，接着又有人献出了第二块、第三块。俄国人凑在一起把那3块手表翻来覆去地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互相拍着肩膀，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关于苏军士兵劫掠手表之事，最醒目的曝光恰恰出现在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这段传奇故事的主要当事人是苏军在“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随军摄影记者——叶夫根尼.哈尔捷伊。他跟随反攻的大军从莫斯科城下一直到柏林，拍摄了很多被世界公认为经典的“二战”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展现了苏军士兵在帝国大厦楼顶上打出苏军战旗的场面。对那次的拍摄过程，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做过专门的描述。大致情况如下：

    1949年5月2日，柏林的战斗彻底结束了。苏联塔斯社随军摄影记者哈尔捷伊来到了刚刚被攻克的帝国大厦前。望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纳粹德国的象征性建筑，他突发灵感，决定拍摄一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照片。他进入遍地瓦砾，到处散发着焦糊气味的大厦，在大楼的底层他找到了3个军人，提出要请他们合作来拍摄一张历史性的胜利照片。3名军人欣然同意，他们挎上了武器，又找来一面鲜红的战旗，然后随同哈尔捷伊一起爬到了帝国大厦建筑的顶层露台。在选好照相位置后，哈尔捷伊对那3名军人的站位和动作做了一番精心的设计，然后一口气拍完了整整36张照片，冲洗出来后，他选出其中最满意的一张对外公布了。这张在帝国大厦上挥舞胜利旗帜的照片在苏联各大媒体上登出后，立即引起了全球性轰动，以致它最终成为苏联征服纳粹德国的最有象征意义的经典历史镜头。

    美中不足的是，在照片引起轰动的同时也有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图中那个举着双手支撑打旗士兵的军官居然在两手上各戴着一块手表。这对于以抢劫德国居民手表而闻名的苏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其尴尬的穿帮镜头。

    哈尔捷伊说：“我接到了一个修改照片的命令。以后人们看到的那个军官就只有左手上的一块手表了。”欲盖弥彰。如果不修改，苏军原本是可以对最初的那张照片做一些解释的。比如说：军官的右手戴得不是手表，而是军用指南针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