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中苏关系便变得复杂曲折起来。

    在苏共二十大前，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决定在会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对其错误进行批判,必然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震动。同时，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也一定会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要知道，自从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和象征。对于这些,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事先并非没有考虑。所以会上虽然有人对斯大林作了公开的批判，但调子并不很高。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即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代表开会，并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报告，题目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据秘密报告透露，斯大林通过逼供信的手段，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1934年参加联共（布）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一半以上的代表被指控为反革命而遭逮捕并被流放或被杀；此次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70%的人遭逮捕并枪决。仅1937年至1938年两年的时间，经斯大林亲自批准捕杀的名单就达383份，人数达4.5万人，这些人几乎都是党、政、军、团等各系统的重要干部。

    赫鲁晓夫曾在报告的最后强调：不要将这个问题传到党外去，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可是，秘密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又将这个报告的副本发给了列席苏共二十大的几个大党代表团的负责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成员有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参加的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当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从赫鲁晓夫的暗示中，得知会上将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当即急电中共中央，请示应对办法。中共中央复电说:照常参加。于是，中共代表团决定，对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以回避方式应付之。

    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极为重视。3月3日下午一时半，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回到北京（代表团团长朱德继续在苏联访问）。仅过了三个小时，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等人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会上，毛泽东表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震动。如何对待这一事，是一个大问题。

    自此之后，毛泽东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问题的处理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随后，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这就是这年4月4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作了肯定，表示“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文章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错误，这篇文章对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历史原因作了分析。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同意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所以文章特别强调：“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不久，毛泽东又明确表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1956年4月，他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其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中苏两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分歧，就成为后来中苏论战的一个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