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著， 人民出版社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后,中苏关系便变得复杂曲折起来。

    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苏联是第一个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开国大典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带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前夕，就明确宣布新中国将执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开国大典刚过两个月，毛泽东便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访问。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国访问，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

    毛泽东此次访苏尽管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作为访问的一项重要成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正式签订，不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对此都是比较满意的。毛泽东曾公开表示，签订这个条约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一件重要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前一协定规定，苏联最迟在1952年末，将原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中长铁路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移交给中国；苏联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撤军，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而中国则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将大连的行政权完全交给中国政府管辖。后一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供中国偿付苏联为帮助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出售给中国的设备和器材；中国自1953年起，向苏联提供钨、锡、锑矿等战略原料及商品、自由外汇，以偿还该贷款的本息。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与议定书。苏联承诺，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加上1950年苏方承诺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的50个企业，总数增加到141个。这些项目将在1953年至1959年期间分别开工，由苏联负责完成各项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在施工过程中给予技术援助，帮助培养这些企业所需的干部，并提交在上述各企业中组织生产产品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技术资料。中国政府组织现有企业生产一部分供这些项目所需配套用的和辅助的半成品、成品和材料，完成建设上述企业的技术设计与施工图的20%—30%的设计工作。1954年10月，两国政府又商定，苏联政府设计和帮助建设项目再增15个。这就是建国之初156项重点项目的由来。这些项目包括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联合工业，以及吉林化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华北制药厂等，这都是新中国重要的骨干企业。新中国工业的许多第一，都是由这些企业创造出来的。

    在援建这些工程项目的过程中，苏联派遣了许多专家来中国帮助工作。同时，苏联接受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去学习。当然,中苏经济合作是互利的，为了向苏联购买建设物资并偿还苏联贷款的本息，中国除了用黄金和硬通货支付外，还向苏联出口了它所十分需要的许多矿产品和农产品。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中苏经过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会谈商定,苏联从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基地设备无偿交给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应中国政府之请，苏联推迟了从旅顺撤军的时间）；将1950年和1951年中苏联合创办的四个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中国,股份价值由中国以贷款方式数年内偿还；联合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等；双方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苏联给予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赫鲁晓夫还慷慨地向中国赠送了为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全套机器设备。

    应当说，赫鲁晓夫此次中国之行带来了较丰厚的礼物。特别是两国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规定：双方将互相供应技术资料，交换有关情报并派遣专家，以进行技术援助和介绍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双方互相提供技术资料，不付代价，仅支付用于复印各种资料的副本所需的实际费用。协定从文字上看，双方是对等的，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远比苏联落后，除某些传统技术外，真正能向苏联提供的科技资料不会很多，相反，中国却能得到较多的先进技术资料和科技情报。这时，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