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党史文苑》，作者：刘永辉

    邬吉成，1927年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1938年2月参加革命。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随身警卫，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并长期从事外宾警卫工作，曾多次为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

    2006年12月25日23时26分，邬吉成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至今已经四年。四年来我曾经多次想起他，想起与他的那些交往，并总想为他写点纪念性的文字。可每当落笔之时，我的眼前就会闪现他那个熟悉、挺拔的身影，耳边就会响起他那亲切、响亮的声音：“刘儿，你怎么不来家里玩啊，刘儿……”每忆及此，我手中的笔就再也无法继续，只能放下，而这笔一放就是四年。

    最近，因为要查询一个资料，我又一次打开了邬爷爷亲笔签名赠我的回忆录《红色警卫》。看着他那熟悉的签名，禁不住追忆起他和我的那几次长谈，历史的一幕幕再现眼前。

    初见领袖不相识

    1945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延安的。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由黑峪口过黄河，经过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一路辗转，我们终于到了延安。走过大、小砭沟，我们来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地——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祯是政治部主任。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政治部副主任张耀祠来给我们讲话。随后，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分配到一营一连（手枪连）。

    来到一连后，我被分配在二排。我的第一班哨，就是在周恩来家院外当警卫。在延安时期，大家都尊称周恩来为周副主席。而我由于之前一直是在前方基层工作，当时也只是知道党中央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很少听说有关周副主席的事，更别说亲眼见到他了。

    周副主席家的院子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辘轳。我第一次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辘轳旁。这时候，周副主席回来了。

    他当时并没有像其他首长一样穿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步子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当时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拦住他。按规定不认识的人应该先拦住询问一下，可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副主席呢？最终，我还是没有拦住他。这使得我的心里就一直在犯嘀咕。

    下岗后，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班长石玉玺。石玉玺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他随后又讲了一些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周副主席，并因为第一次站岗就犯了迷糊，提心吊胆了半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万万没有料到，几十年之后，在周副主席最后弥留之际，他提出想见的一个人，竟然会是我。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警卫人员，只知道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会议。至于会议的有关内容，也是通过后来的学习才知道的。具体到我们个人身上的感觉，就是警卫任务量增加了，既要为会议会场做保卫工作，又要继续承担原来在首长家门口站岗的任务。

    我们连队主要是负责大会会场和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任务。此外，还承担了大礼堂各大门的入场证件检验、防空洞的检查维护、杨家岭和延河桥的警卫任务等。一天上午，我正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外面值勤。这时，一辆首长乘坐的小车从枣园那边经延河大桥开了过来。

    那种小车样子比较特殊，有点像现在的工具车。后来我才得知它是抗战期间由海外华侨捐赠的。车子两边的门下面有踏板，警卫人员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在以往我还没见过这种阵势，所以当时觉得很新鲜，并由此判断是首长来了。

    之前我虽然从得过的奖章上看到过毛主席的像，但那只是个很小的头像，和真人有很大差别，并且看不出个头高低。那辆车子在我面前不远处停下后，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警卫人员护卫在他身边。班长告诉我，他就是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