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邓小平认为，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说，很显然，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1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1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必须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总结，必然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

    中共中央对这个讲话十分重视，成立了一个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小组，从6月底开始工作。整个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决定这个讲话稿必须提交9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

    8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讲话的初稿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小组进行了修改，9月1日，修改稿报送中央负责同志。3天后，邓小平再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做的贡献，讲得太弱了。还是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报告。小平同志强调：现在要注意，有些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1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1个总的印象，我们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稿子第二次修改后，小平同志看了很满意，他说，这样讲就好了，就讲够了，讲毛主席的好处，毛主席的贡献这样讲够了。

    9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稿。

    9月29日，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作为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强调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1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对我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们建国30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叶剑英在讲话中宣布了我们党准备对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1个正式的结论来。这就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11月，中央组织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邓力群等20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起草。中央常委由邓小平、胡耀邦来指导这项工作。到1981年6月，整个决议的起草与修改历时两年，邓小平始终充当了《决议》的总设计师的角色，为《决议》的起草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这期间，他同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或者在中央会议上进行过十六七次的谈话，他关注的核心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1980年3月，胡乔木等人拟出了《决议》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