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私下议论：庐山是彭、黄、张、周，北京是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会议再往下进行，是否还要再揪出几个呢?事态发展实在难以预料，就看谁撞在“枪口”上了。

　　为了挽回“钟伟事件”的影响，林彪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讲了一番话：“钟伟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这颗‘定时炸弹’的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证明我们这次会开得是成功的，是有收获的。他要爆炸，总比不爆炸好嘛。等他钻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还是早发现，早爆炸得好!我劝那些没有来得及响的‘定时炸弹’们，还是早点暴露出来得好，等到识破了，挖出来了，那就只有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肃清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及其反动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

　　“……我们与彭德怀及其死党的斗争，不能局限予他们的某件事、某些言论，不能凭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去批判!与他们的决裂，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上一刀两断!你感情上恨不起来，认识就上不去，觉悟就提不高。我们要牢牢铭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要以为蛇冻僵了，就不会再伤人，等它得到恢复的时机，它就会更加恶毒地咬你一口!”

　　林彪的话既是一种煽动，也是一种威吓，他要用铁的手腕使大家在感情上对彭德怀恨起来，对他林彪敬起来。不然，他的施政纲领就不会有人接受。在座的是全军的要员，征服了他们，就统帅了全军。如何征服?最灵验的一着就叫“控心战”。

　　他十分清楚，尽管还没有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布。但事实上他已经当上了国防部长，全面主持军委工作。可惜他的权威不够，他长期给人们留下的弱不禁风的病人形象一时不易抹去。

　　于是，在党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出现严重分歧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找林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林彪曲意逢迎。毛泽东决定让林彪重振雄风，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泽东小14岁，他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学生”。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条向权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径”!于是，林彪异常卖力地组织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要树一树自己的权威，他要拉起队伍，他要扫除晋升路上的障碍。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议林彪将毛泽东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会上宣讲。

　　林彪即刻心领神会了。康生说：“这可是给你提供的重磅炮弹。”林彪说：“很好!会议急需重磅炮弹来增加气氛。”

　　毛泽东的话通过林彪那拿腔拿调的嘴，再通过扩音器的特有效果，更显得声色俱厉：“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路线‘错误严重，，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会主义的晴朗天空，吹得乌云翻滚，一团漆黑!”

　　他说，毛主席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将军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话里哪些是毛泽东说的，哪些是林彪说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深究：毛泽东说的便如何，林彪说的又如何，不都是坚决执行吗?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严。

　　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想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j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竽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好，如影随形也好，千万当心，别走了神，别跑了调，别错了节拍。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做了表态性发言。

　　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回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搞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衷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文革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

　　刘少奇对彭德怀的批判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