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成为新中国后第一个走出中南海的元帅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

　　在即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里，每到黄昏，彭德怀便在永福堂门前徘徊。他望着眼前这影影绰绰的景物，越发感到它们愈来愈朦胧，离他愈来愈远，近一个月发生的一切，每一幕都时时在他跟前闪现……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为贯彻庐山会议，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而召开的。

　　毛泽东将这个会议交给中央书记处主持，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承办。

　　会议前10天听取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阅读会议的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按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彭德怀参加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话，诸如：“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等等。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彭德怀事先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做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然而，会议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或者发言了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决定，要反右。他们无法使自己相信，人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彭德怀的意见书某些言辞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

　　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做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翻庐山的案”。康生还跑到毛泽东的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将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当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商量会议进程。决定将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于是，军委发出了紧急通知：大军区干部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都参加，司、政、后也要各来一名干部参加；总参各部、局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全部参加。最后，实际到会人员达1070人。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场除怀仁堂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

　　会议以每个大军区、军兵种和总部划定。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做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成员有：副总长和各部、局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处长，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误，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1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地说：“少说1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是18亩地的稻子移到1亩地里，小孩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太阳灯!如此弄虚作假，使大家不再相信报纸上的浮夸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