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与农民工工资差距在逐渐缩小，中国首次面临这种状况，还说不好这种状况会维持多长时间。虽然他强调说，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后的薪水变动率远高于农民工，但仍可能会造成一种负激励效应，“干吗上大学？”（11月22日《新京报》）

上大学干吗？这个问题既要问大学，更要问社会。如果大学告诉我们说，你来念书就是为了谋得一个好工作；如果社会告诉家长大学就是高贵教育，旨在将来收获人生的硬通货，那么，当大学生薪资待遇与农民工看齐的时候，昂贵的高等教育当然该脸红，“干吗上大学？”这类质疑就会显得很有道理。

我们的价值判断往往来自于生活经验，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的“能”与“不能”，大抵是从整体而言，无法适用于每个个体。从杨元元之死到硕士农民工，公众热议的都是知识改变不了命运的例子，仿佛主人翁陷入了越有知识越困顿的窘境。再看看2003年、2005年和2008年的数据，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保持在每月1500元左右，但农民工的月工资近年来由700元左右跃升至约1200元。尽管2009年大学生起薪与农民工差距拉大，但从2003年以来的数据看，这之间的薪酬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于是有人觉得读大学似乎是个很没有性价比的事情，甚至担心它会不会对教育大计形成事实上的负激励。

诚然，大学生的工资是不高，而且起薪还有下行的趋势，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大学门槛越来越低，眼下“大学生”的含金量已近乎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高中生”，加上就业形势严峻、结构性失业是个不争的事实，大学生起薪低，完全是市场规律使然；至于大学生的工作还不如农民工好找，原因就在于随着公民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其知识专用性越来越强，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匹配岗位的概率降低，加上期望值差异，农民工的就业优势就愈发明显了。

但是，大学生的命运，果真与农民工只有三两百元的距离吗？当然不是。在“起薪”之外，人生中还包含着更为重要的“发展机会”、“后赋潜能”等。农民工的人生几乎是直线的，总体而言，举步维艰；而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的人生是曲线的，也许会有起落，但除了起点之外，基本不会与农民工在一个层面上。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改变的是人生向上的机会，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知识货币化的能力。

杜威有言：“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历史上，知识从来就未必能令智者盆满钵满，孔夫子一生仕途不济，周游列国时还得靠学生资助，至于此后穷困潦倒的文人名士，更是不胜枚举。我们冀望知识能在社会序列中赢得物质化的尊严，但问题是，能改变命运的，除了知识，还有制度、性格、环境等。知识改变得了命运，也必须依仗知识改变个体及社会的命运。在纵横捭阖的历史演义里，知识越是不那么急功近利，时代越有生生不息的活力。